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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
商人經常舉行祭祀，透過祖先遊說帝。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帝究竟住在哪裡。在他們的觀念中，神靈世界既無處不在，又居無定所，而自己的祖先則與其他眾多神靈混住雜居。這是一幅「人—祖—神」界限極為模糊的世界圖景。
「人—祖—神」的混居想像，不僅僅是商人薩滿式精神生活方式的後果，在當時還具有實際政治意義。這種混居是排他性的。有資格參與其中的「祖先」，並非一般的「人鬼」，而是先公先祖、先王先妣、股肱重臣這樣的已故大貴族。於是，從神靈世界的「帝廷」到生民世界的「王廷」，帝的命令只有一條傳達通道。能夠承接住帝命的，只有王廷的主人：商王。
西元前一○四六年，一個甲子日的清晨，木星到達天空的正南方。商紂王帝辛在牧野之戰失敗後自殺身亡。商人的王廷不復存在，他們的祖廟也失去了國家事務中心的地位。周人將這件事記錄在檀公簋上。
在近六百年的有效統治中，商人依靠先發優勢，確立起許多觀念，特別是至關重要的「人—祖—神」觀念。周建立後，這些觀念繼續作為生民世界的意識基調，幫助他們理解世界和自身。但這種文化惰性，很快就使初掌權柄的周人面臨巨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
毫無疑問，商人觀念中的祖先指的是自己的子姓祖先。但是，姓姬的周人接管政權後，難道陪伴在帝身邊的依然是那些子姓祖先？難道周王承接神靈世界的帝命，依然要靠子姓祖先的仲介？果真如此的話，與周人沒有血緣關係的子姓祖先憑什麼要眷顧姬姓子孫？更重要的是，順著這個邏輯，廣大殷商遺老自然要問，既然帝廷的狀況一切如初，那麼生民世界為什麼不能再給子姓氏族一個機會，而非要讓那些在神靈面前顯得來路不明的姬姓氏族承接帝的授權？
在這些問題的刺激下，武王去世後，帝辛的兒子武庚率領殷商遺老發動了一場叛亂。儘管叛亂本身並不成功，很快就被鎮壓，但這也使周人充分認識到，不對這些問題有個說法，周王是沒有辦法執政下去的。
周人想出了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接續商人構造的「人—祖—神」混居式神話，想辦法在帝廷裡塞進自己的姬姓祖先。《詩經》記載了周人在這方面的努力。比如，《大雅．文王》直接將周文王巫師化，取代了商王祖先，宣布文王輔佐在帝的左右，升降往來，穿梭於人神之間。
在《魯頌．閟宮》這首《詩經》中最長的詩裡，周人則費盡心思，構造了一個從源頭到有周四百年間「傳承有序」的姬姓宗譜，將周人的始祖追溯到姜嫄和後稷母子。
根據這首詩，姜嫄原本無子，但經常祈禱祭祀。有一天在郊野，姜嫄看到帝的腳印，就踩了上去，於是懷孕，生下後稷。後稷出生時，異象頻繁，連他的生物學父親「帝」都受到驚擾。姜嫄感到害怕，扔掉了後稷。可是後稷畢竟血統高貴，所以始終受到牛羊鳥獸庇護，性命無虞。稍微長大一點，他又立即顯露出自帶的農業開發本領，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很快就繁衍出家族，成為姬姓始祖。不僅如此，後稷還發明了姬氏祭祀法，讓帝感到十分滿意。
在這個「起源神話」中，我們看到了一幅商人想都想不出來的神靈世界模樣。在商人的子姓祖先陪伴帝於帝廷的同一個時間線上，一個隱蔽的時空裡，周人的姬姓祖先正悄悄完成他們自己的祭祀，並且同樣讓帝感到滿意，從而為幾百年後帝改變心意、王權更替埋下了伏筆。
這個擴充帝廷規模的解題思路看似有效，實則漏洞百出。其中最關鍵的是，如果帝在接受子姓祖先陪伴的同時，還祕密接受了姬姓祖先的陪伴，那麼誰知道帝的身邊還埋藏著多少個自負且充滿野心的祭祀家族？如果隨時可能有新的家族站出來，宣稱自己也是帝在生民世界的血脈延伸，周人的江山豈不是更加難以坐穩？
也許正是深刻洞察到這些困難，周人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思路。他們極有天賦地想到第二個辦法。這就是重新詮釋「人—祖—神」關係，重構生民世界與神靈世界的聯絡方式。為此，周人發明了「天」的觀念，代替商代的「帝」觀念。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商周之間的衝突，本質上只是同一文明內部不同地域族群之間的鬥爭，並不是「文明的衝突」。周人長期居住在「大邑商」的西邊，雖然擁有自己的亞文化，但對「大邑商」的都市文化其實更加渴慕，所以很樂意採取商人的習俗，模仿商人的生活方式。藝術史學家透過考察先周時期的藝術品，發現周人在克商之前的幾十年內，已經大量模仿吸收了晚商青銅禮器形制，將其簡化後融入自己的陶製禮器組合中。
然而，對當事雙方來說，這場衝突的性質卻實在令他們感到困惑，甚至有些難以理解。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極為生動地記載了武王克商後的心理狀況。彼時，號稱蒙帝眷顧、強大而威猛的商王，竟然在周人的進攻中轟然崩潰、自焚身死。速度之快令武王都深受刺激，不禁感慨萬分、驚訝不已。武王既不能理解商的失敗，也不能理解周人勝利的深意。於是他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由於缺乏先進的歷史哲學工具，這些困惑還不能在很高的理論水準上獲得解決，但武王已經充分意識到，周人有必要向所有人表明，自己推翻商王統治的行為為什麼合乎情理，以及新政權究竟該以什麼樣的原則來施政。
武王已經沒有時間完成這項重任。克商後兩年他就去世了。重任交到了千古流芳的賢能忠臣周公旦的手中。經過平定武庚叛亂這樣的插曲後，坐穩了江山的攝政大臣周公決定發布一篇誥文，全面回應那些妄圖復辟的潛在政敵。在《尚書．多士》中，周公以成王的名義告訴殷商遺民：我們小小一個周國，之所以敢幹出挑戰「大邑商」的事，並且最終取得勝利，並不只是因為我們本事很大，更是因為我們奉了上天的意旨。你們之所以遭受亡國大禍，完全是因為時運不好。
那些長期沉浸在「帝命所託」光環中沾沾自喜的殷商遺老，第一次聽到有人說自己「時運不好」，第一反應想必是萬分錯愕的。但周人為了摧毀商人心理優勢而發布的誅心誡命還在繼續：上天之所以改變心意，將曾經託付給商人的命令重新託付給周人，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你們酗酒無度，衝撞了上天。
飲酒無度，舉止悖戾，從而得罪於帝，導致時運遷移，天命變化，重新託付給帝更滿意的周。這是周人經過深思熟慮後給出的有關商政權滅亡原因的說法。大量西周早期青銅禮器，包括本章開頭提到的何尊銘文，以及周康王時期所製大盂鼎上的二二六個字，反覆訴說著周人概括出的這條歷史經驗。大概因為商人飲酒無度導致丟失政權的教訓太過深刻，西周祭祀用的青銅器組合，也從「酒器風格」切換為「食器風格」。
周人說自己是因為敬奉天命而伐商成功的，這個說法在當時實屬新奇。特別是，周人所說的「天命」概念中，其實包含了商人的帝命概念所沒有的要素，那就是「天命靡常」。對於商人來說，帝命存在移易的問題，他們從來就沒想過。但對於周人來說，天命如果不能移易，那麼打破舊世界、建立新政權的行動就無法理解，姬姓政權替代子姓政權就沒有正當性。所以，對於周人來說，天命不僅可能「靡常」，而且必須「靡常」。
「天命靡常」觀念賦予了統治權以活動性。但這只是周人自我正當性解釋的第一步。更進一步、也更加重要的一步是，要解釋「靡常」的天命為什麼此刻就應當握在周人的手裡，而不應流落到殷商遺民或者別的氏族身上？
早在武王伐殷的時候，周人就舉起了「民意」的大旗。克商勝利後，政治家周公的傑出智慧就表現在，儘管商人努力將子姓統治權與帝命捆綁在一起，但周人非但沒有將「民意」擺在帝命的對立面，沒有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帝」這種逞匹夫之勇的空話，反而創造性地將帝命與具體統治者相剝離，將其重新與「民意」融合到一起，創造出以「民意」為基礎的「天命」觀念。周人想說的是，民意就是天命。
商人在想像的帝廷中領取神靈命令時無意透露了神靈關心人間的祕密。現在，這個祕密被周人轉化為了革命行動正當性的根據。《尚書．泰誓》喊出了振聾發聵的那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也好，帝也罷，都只會按民意來發布命令。從此，一個不僅關心生民世界，而且以生民世界的福祉為統治權力授命根據的「天」，取代了商人的「帝」，出現在中國人的觀念譜系中。
伴隨著「天」和「天命」概念一起出現的，還有「德」的觀念。就周人確立起的天命觀念來說，「命」和「德」可以說是同一件事的兩個側面。假如說「天」是因為人王愛民如子，而將在地上為王的天命授予他們；那麼，人王如果想要「得」到「天」的授命，自然也就必須擁有按照民意施政的能力和品質。《說文解字》說「德者，得也」。所以，人王要想從「天」那裡「得」到天命，自己就必須首先成為有「德」之君。
這樣，藉由建構起這一套「無常、惟德、在民」的天命觀，周人將商人的「人—祖—神」觀念改造得面目全非。現在，聯通生民世界和神靈世界的關鍵，不再是巫師的穿梭，不再是對祖先神的諂媚勸誘，也不再是雄偉青銅禮器上等待飛翔的神奇動物，而是內在於凡人之王身上的某種稟賦。王朝承受「天意」的唯一依據，就是君王必須展現在億兆黎民面前的高貴品德。一切都得民意說了算。
宇宙
漆器取代青銅器，是商周向秦漢藝術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一場「材質革命」。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間，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長沙先後發掘了三座西漢墓葬，即著名的馬王堆漢墓。其中出土了大量漆器、陶器和木器，卻罕見高品質青銅器。
出土的漆器中，一種典型紋樣不同尋常地出現在幾乎所有漆器的表面，包括盤、盆、鼎、杯、勺、几、案、盒、奩、鈁、鐘以至屏風。區別僅僅在於有的漆器單獨表現這種紋樣，有的則在其中稍許點綴一些動物紋樣，包括龍、鳥乃至罕見的青蛙、烏龜、老鼠、狸紋。這就是「雲氣紋」。
除了馬王堆漢墓，運用雲氣紋作為漆器表面的裝飾紋樣，其實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中也廣泛存在。
從秦漢起，這一圖樣在中國藝術實踐中廣受歡迎，影響一直延綿至今。最近的一次著名運用，是二○○八年的北京奧運會，其標識圖案的設計就廣泛採取了「祥雲紋」。但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沒有哪個時代像漢代那樣，如此密集、普遍地運用雲氣紋作為裝飾。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觀念，激發了人們對雲氣紋的選擇和使用？答案或許異乎尋常地宏大：一種宇宙觀。為了理解這種奇妙的宇宙觀，我們先從馬王堆三號墓中出土的一件六博棋具說起。
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這件六博棋構件相當完整，主體為漆製，輔以象牙材質。從棋盤圖案看，屬於TLV子類型，與前面提到的規矩鏡幾何圖案類似。它的棋盒蓋和棋盤面上，畫滿了雲氣圖案。圖案勾綫精妙靈動，宛如氣息正以可見方式縈繞在器物表面。
六博棋是一種流行於戰國秦漢之間的棋類遊戲。從出土情況看，在不同時代和地區，發展出了若干種子類型。多樣性的背後，基本設計思想高度一致：試圖表達天圓地方、星宿時日的含義。六博棋的原型，是一種叫作「式盤」的東西。
和濮陽西水坡龍虎圖、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規矩鏡一樣，式盤也是一個微縮的宇宙模型。它在構造上處處模仿古人眼中的宇宙時空。不同之處在於，式盤的首要功能不是埋入地下方便墓主升天，而是供地上的活人使用。數術家—這些古代世界的預言專家，在嚴格按照他們心中的宇宙模樣設計式盤時，滿懷希望地將它當作宇宙結構和萬物運行原理的指示器，試圖從這方小小平面中推測出奧妙難測的「天機」。
窺測「天機」的興趣不僅流布在專業圈中，而且也為民眾所需要。如果說式盤是數術家的專業儀器，那麼六博棋可謂一項通用技術，上自神仙，下至一般民眾，普遍適用。
占驗的本質，是從現象的偶然性中幻想出命運的必然性。當馬王堆三號墓的主人、第二代軑侯利豨拔籌行子忙個不停時，他的內心也許正為某樁人事祕密忐忑不安，急需在棋盤上發現命運的徵兆。對他而言，幸運的是六博棋在玩法設計上為偶然性預留了充分空間，使徵兆就像浩瀚無垠的宇宙本身一樣無常難測，因此很能滿足他的心理需要。
六博棋的具體玩法已經失傳。今日所知，都來自傳世或出土文獻中的隻言片語。最近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中，不少提到六博棋的行棋規則，也許將來能藉此復現其玩法。但即便復現成功，現代人也一定難以體驗戰國秦漢時人戰戰兢兢與宇宙相溝通的遊戲感受。
缺乏相同感受的原因在於，現代人對宇宙和萬物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對於一個典型的現代人來說，萬物隨機生成、偶然相遇，而社會人事則是一個社會內部，持有不同動機、欲望和信念的人彼此之間交織碰撞所產生的合成效應。現代人不會認為自然世界與社會人事之間存在什麼關聯，更不會認為一種棋類遊戲能夠對這種關聯加以模擬和預測。
與此相反，古人的生活依託於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宇宙萬物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不僅自然世界與社會人事彼此糾纏關聯，而且萬物本身就組成了一張無邊無際的溝通網絡，彼此之間在這張網絡上相互影響。用我們熟悉的語言說，在這種觀點看來，萬物之間好像存在著「訊息流」，彼此調動，互成因果。這種觀念當然起源於商周時期的巫覡文化。但隨著古代中國思想觀念的不斷理性化，它也不斷哲學化，最終演變為中國哲學特有的「萬物感通」思想。
早在戰國時期，一些有見識的人就發覺，擺脫了巫覡文化後，萬物感通的思想必須重獲某種觀念根基，否則很難繼續成立。這些人的主要活動地，位於當時的齊國國都臨淄，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淄博地區。在那裡，當時建有中國最早的官辦智庫機構：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的天才專家們，從煙氣、雲氣、蒸汽、霧氣、風氣乃至人獸呼吸之氣中，找到了詮釋由宇宙和萬物所組成的「精靈之網」的新靈感。他們將「氣」視為構成宇宙萬物的最基本因素。這樣一來，萬物就都是由「氣」所構成，隨著「氣」的流動而生成變化。不僅如此，「氣」還成為萬物發生溝通聯繫的共同物質基礎，將表面上不相干的某一物與大千世界的萬物勾連在一起，組成一張互生互動、互聯互通的氣態網絡。這樣一來，「萬物感通」就得到了新的自洽解釋。古代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世界觀理論由此誕生。這就是「氣化宇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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