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災難：揭穿大剝削時代商品與服務背後的真相，透視資本詭計的高CP值迷思 

序

序言：資本流動的災難

◎熱那大廈大火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位於孟加拉薩瓦（Savar）熱那大廈（Rana Plaza）的紡織廠倒塌，死傷勞工各為一千一百三十四名、二千五百名。就在前一天，員工看見大樓出現裂縫。領班要他們繼續工作，不然就得賠上一個月的寶貴薪水。索赫爾．熱那（Sohel Rana） 是這棟建築的所有人，這位孟加拉商人在國會有許多友人，政商關係良好。熱那大廈的設計無法承受最上方四層樓的重量，也負荷不了縫紉機的持續震動。孟加拉雖有建築法規和安全標準，但服裝製造業者掌控政治體系，因此法規幾乎不被執行，除非外界要求負責的壓力逐漸形成。政治嚴重貪汙腐敗。甚至在這棟大廈倒塌前，惡劣的勞動環境和不安全的工廠建築，早已在許多其他個案裡，奪走勞工性命。

與熱那簽訂生產合約的二十七家跨國企業對此毫不關心，其中包括班尼頓、加拿大流行品牌喬菲詩（Joe Fresh）、英國服飾巨擘普利馬克（Primark）。沃爾瑪雖然宣稱未與該廠簽訂過任何合約，但卻曾向熱那大廈裡的某家公司採購。傑西潘尼（J.C. Penney）的服裝也在該建築裡代工生產，只不過該公司宣稱不知情。

這些公司都沒有直接雇用為其製造產品的成衣工人，也未在孟加拉發包工作。實際上，它們是跟孟加拉的老闆訂約，由後者雇用工人來製衣。上述的每家公司大可自行雇工和建廠來製衣，或要求代工廠接受更多、更完善的檢查。然而，它們並未這麼做，因為它們關心的只有低成本。事實上，它們助長孟加拉工廠老闆靠便宜行事來賺錢的模式。對那些公司來說，相關細節並不重要，只要不讓消費者看見就好，以免他們知道服飾生產情形後，向公司究責。

熱那大廈的倖存者亦感身心受創。希瑪（Shima）在該廠五樓工作，而且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如今，她會在夜裡尖叫驚醒，不是想起死去的友人，就是夢到自己被活埋或性命垂危。瑞絲瑪（Reshma Begum）受困瓦礫堆中長達十七天，獲救時說道，「我作夢也沒想到還能重見天日。」年僅二十歲的蕾哈娜（Rehana Khatun） 則失去了雙腿，她為了存錢結婚而在熱那大廈裡工作，現在已經放棄那個夢想，只希望學會用義肢走路。

這起倒塌案讓我們關注服裝究竟如何產製，看到成衣業學會把生產藏在遠離美國消費者的地方，以求降低成本、增加獲利，並讓公司免於為那些工廠的情況負責。美國人既不認識那些服裝工人，也不曉得孟加拉在哪，對於那些工廠裡的情況只是略有所知。這場倒塌事件對服裝公司的財報數字幾無影響，但為了確保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沃爾瑪、Gap和傑西潘尼等美國重要零售商，仍設下一些沒有執行機制的虛假安全規範，試圖告訴消費者，它們已經採取行動，即便這些作法毫無意義。生產過程依舊藏在消費者的視野之外。距離很重要。

◎全球化

企業遷徙獲得美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支持，透過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和勞工法豁免條款，已將產業風險移至世上窮人，此舉將工業生產的代價和消費者分隔開來，並損害全美和全世界的勞權和環保。在此引述勞動地理學家赫洛德（Andrew Herod）的說法，企業從事「地理詭計，將生產過程的各部分藏在偏僻的孤立社區，尤其是員工被剝削最嚴重或接觸有害化學品的部分。」無工會職場、貧窮線工資和不受管制的汙染，全都是犧牲勞工尊嚴及健康，來造就股東獲利極大化。

本書指出，當企業有能力將生產地點遷往世界各地時，美國中產階級就會被削弱，世上窮人也會被徹底剝削。當企業能如此輕易遷徙時，沒有誰的工作是安穩的，也沒有人能靠動員組織，來爭取更好的工作。當我們被跨國企業任意劫持時，就會出現失敗的工會、汙染、不安全的職場和不穩定的經濟。企業對於勞工和地球的剝削，深植於一種尋求利潤，卻不顧長期後果、勞工尊嚴或環境永續的經濟體系。對它們來說，每季損益重於永續的生態系統或員工十指齊全。

本書講述的，是全球化資本主義危機背後的故事。內容從工業革命的開端一直談到現在，並指出現代問題的特定歷史根源，同時亦彰顯對抗企業不當行為的個人和團體。揭示企業何時、為何將生產外移。亦提及企業領袖本可採取的一些替代途徑，以此所形塑的經濟不僅可以產生合理利潤，也能提供勞工有尊嚴的中產生活，並在這珍貴且瀕危的地球上，永續使用資源。但是，企業並未採用替代途徑，而是選擇故技重施，不顧勞工安全和健康、避免為勞工的職業病負責，並將工廠廢料排入河川和空氣中，迫使全球窮人受到額外的折磨。

三角女衫公司大火這類災難仍在孟加拉發生。聖塔芭芭拉漏油事件在奈及利亞重演。中國的河流就像凱霍加河那樣被汙染。一九九一年，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份備忘錄上寫道，「我總認為非洲那些人口不足的國家，汙染也極為不足，它們的空氣品質比起洛杉磯或墨西哥城，很可能不夠糟。」他力促世界銀行幫忙把有毒廢料送往「汙染不足」的非洲。

儘管世人紛紛為此痛批桑默斯，但這並無礙他晉升權力最高層，成為柯林頓和歐巴馬這兩位總統親近的經濟顧問。令人難過的是，輸出風險已成為美國兩大黨的共同計畫。雖然政治人物都喜愛高談創造美國工作，但「華府菁英」——政治人物、說客或權威者——支持的實際政策，反而是以「自由貿易」和「經濟競爭力」為名的美國對外投資。

全球化已經改變美國、墨西哥、印度、孟加拉，還有幾乎世上的每個國家。我們知道全球化導致產業工作移出美國。就在企業為了廉價勞力和鬆散的環保法規而出走之後，克里夫蘭、底特律和弗林特（Flint）之類的城市，都在艱苦追求復甦。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勞動人民已經看到薪資停滯、長期失業，以及生活水準下降。本書就此故事加以補述，焦點放在全球化如何危害美國的環保運動和勞工運動，以及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將全球化定義為「各國和各民族在運輸和通訊成本大減之下的緊密融合，以及貨物、服務、資金、知識和人口（這點改變較少）跨國交流壁壘的瓦解。」全球化就是想法、文化、政治體制、食物、動物、植物和疾病的散布。從十三、十四世紀開始，貿易網路就已連結東亞、印度、非洲東岸、中東和歐洲，而全球化也在往後數世紀裡，持續改變全世界，導致歐洲人征服美洲、原住民族遭受種族屠殺、世界食物來源的擴展、野生動植物的耗竭，以及資金和工作在全球移動著。

當然，全球化本身並無好壞可言。我喜歡享用越南美食，許多越南人也愛吃美式速食。然而，該體制的支持者忽略或辯解現今全球化造成的巨大不公。最明顯的就是全世界窮人受到的剝削，企業和政府政策逼得他們拋下自家土地、離開家鄉，被迫在現代企業經濟裡，當個低薪勞工維生。現代全球化雖為股東創造極大獲利，但卻破壞美國勞工的穩定工作和中產生活，同時迫使世上窮人在受汙染且致命的職場工作。

◎氣候變遷

由於產業工作被外包，因此美國民眾已很少經歷產業風險，不再清楚工業化的現實。衣服就像變魔術一樣出現在商店架上，包裝整齊的肉品讓人遠離殘酷的生產過程。這使我們很容易就不去思考產品如何來到我們手上、是誰在辛苦製作，以及生態系統被改變了多少。這種情況已經改變美國政治。少了那些悲劇來提醒大家工業化對大自然的衝擊，民調便顯示環境議題的支持度持續下滑，即便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危機。

國際民調一再顯示，認為氣候變遷是重大問題的美國人少於其他國家的人民。我們有太多人忘了環保運動為何如此重要。一九七八年有份民調用一連串問題來詢問民眾，為了聯邦的職場和環保法規而讓消費品變貴，是否值得。結果贊成的為六十九％和四十二％，不贊成的為十八％和十九％。晚近民調顯示支持環保的比例大幅下降。在二○○○年，一份蓋洛普（Gallup）民調仍顯示，美國人以七十％對二十三％的比例，支持環保重於經濟成長。到了二○一三年，變成四十三％對四十八％，經濟成長取勝。

很顯然，近來愈發密集的北美化石燃料生產，讓美國人看到危險工作和環保抗爭在此一併激增，抗爭的最大目標是研議中的基石XL油管（Keystone XL pipeline），要將產自加拿大焦油砂的骯髒石油，經由美國中西部輸往德州。每當我們看見問題，民眾就能做出回應。然而，我們幾乎再也看不見這些問題，因為一九七○年代，企業為了因應環保主義將工作移往國外，使得美國人擔憂環保法規的經濟成本。

隨著來自勞工的支持下降，一九八○年代，許多環保組織便將焦點從城市和全民共享的空氣和水，移往荒野保護，大部分勞工都不曾造訪那些地方。保護奧勒岡州最後的原生林是件很有價值的事，然而，對砍伐這些林木來養家的伐木工而言，環保主義開始變得像是一種威脅。山巒協會、國家野生動物協會（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自然資源守護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之類的團體，往往優先從事有關亞馬遜雨林或荒野保護的活動，而不管汙染如何影響非白人社群，也不設法創造有助地球和美國勞工生計永續發展的工作。

這些策略雖然能幫大型環保組織向有錢的捐獻者募款，卻無助於說服美國勞工相信環境主義對他們也有意義。在一九七○年，「地球日」原本是在挑戰資本主義，但二十一世紀初，卻已變成大家到河邊撿垃圾的日子，而且通常有企業贊助。

由於環團在某程度上被認為代表富裕環保人士而非美國平民，使得民眾近年來都不熱衷支持它們的行動，包括用以對抗氣候變遷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and-trade）法案。在歐巴馬當選後，環團即在該案投注極大精力。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頒布新法規，限制電廠的燃煤排放，此時不僅共和黨人，就連產煤州的民主黨人也稱之為歐巴馬「反煤戰爭」（war on coal）的一部分。

其實，大部分美國人理論上確實支持限制排放，只是多數人並不認為那是優先事項。在經濟不穩之際，環保似乎成了奢侈品，尤其是當美國人的自然視野從流入鄰近河流的化學物質，轉向亞馬遜雨林或阿拉斯加的北極熊。有太多美國人把氣候變遷——不但是人類史上最大環境威脅，而且完全是由現今這種生產外包的產業體制造成——看作一個不會衝擊他們生活的議題，甚至視為左派的陰謀。

◎工會

全球化誘使企業將生產遷往成本最低之處，從而導致向下競爭。這對勞團產生涓滴效應。美國勞動階級最有力量的時期，介於聯邦政府迫使企業與工會進行集體協商的一九三○年代，和企業開始出走的一九七○年代之間。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利用政府在小羅斯福總統新政期間的新立場，組織二十世紀的一些巨型工會，例如汽車暨鋼鐵工人聯合工會籌委會，即後來的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這些工會不僅為美國勞工提供史上最響亮的整合發聲，而且也成為美國生活的核心部分。美國人開始瞭解，工會為何不可或缺、它們如何幫在職勞工發聲，如何協助改善人們的生活。強大的工會確保中產階級的成長，帶來更高的所得、更好的健康保險和失業保險，還有，最終就是更安全的職場。

產業生產外移將工會擊垮，讓美國忘了這些教訓。時至今日，僅有十一％的勞工是工會會員，超過半數集中在六個州。美國大多數的勞工團體都已瀕臨瓦解，私人企業的情形尤為嚴重，僅有不到七％的勞工加入工會。企業聲稱工會消滅工作、摧毀個人工作自由，還會侵占會費，這類宣傳深深影響大眾對工會的認識。例如，不僅共和黨員，許多民主黨員也指責教師工會妨礙「教育改革」。這些攻擊是為了把十二年國民教育民營化，將這項公共服務變成營利事業。一九七八年的那份民調顯示，受訪者認為值得付出更高代價來提升環保，對於付出更多代價來保障勞工健康和安全，則有五十二％贊同，僅有十二％反對。

今天，美國政府對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提供的資金不足，意味著工廠就連最基本的安全檢查也鮮少碰到。二○一三年四月，德州威斯特肥料廠（West Fertilizer）爆炸事故造成十五人喪生。那間工廠上次接受OSHA檢查是在一九八五年，當時因違規被裁罰三十美元。今日，OSHA的檢查員人數少到必須要一百二十九年，才能查完美國所有職場。工會衰微意味著在職的美國勞工變得較不安全也較不健康，即便那些最危險的工作已被輸往阻止工會爭取改善工安的國家。

經常面臨工作消失、雇主遷往墨西哥、泰國或別州無工會工廠的威脅，讓我們的生活陷入混亂。人們愈來愈難設想購屋，或者規劃長遠未來。替孩子儲存大學學費似乎成為了不可能的夢想。有人說我們此生必須轉職三次，也有人鼓勵我們走遍全美去謀職。許多美國人對此有所回應，導致德州和北卡羅萊納州人口爆炸，羅德島和賓州則人口停滯。那些全球化的提倡者向美國人保證，資訊經濟加上有彈性的勞動力，將會取代工業化，並為這個創新而活躍的國家及其國民，開創美好的二十一世紀。這個情況並未實現。相反地，新經濟已將獲利灌注在那些前一％者的國外戶頭，同時迫使很難找到高薪穩定工作的美國人，承擔甚於過往的債務。美國產業基礎建設的崩解，讓部分地區陷入長期貧困。

這對企業來說是個完美循環。將營運遷往非工會州和非工會國，可以削弱勞團影響， 並增加獲利。工會力量和企業勢力在華府的此消彼長，代表企業對政客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那些政客接著攜手企業來搞定一切，並以種種打擊扼殺勞團，包括不向「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確認會員名單、藉由將某些工作委外而使同一職場有數個雇主、削減OSHA和職業安全計畫的經費，並在原本強大的工會州推動Right-to-Work*立法。

當中以最後這項目標最為惡毒。Right-to-Work是企業所創的委婉字眼，賦予勞工退出工會的選項，同時迫使工會免費在職場保護退會者，還要為其談判工資和工時。這些搭便車者剝奪工會的應收會費，因而有效限制工會透過組織和遊說來爭取勞權的能力。企業對此知之甚詳，所以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科赫（Koch）兄弟、波普（Art Pope）等反工會的極端分子，才這麼用力催促共和黨盟友去完成打擊工會的任務。

企業向來都想要無工會職場。它們曾於十九世紀末擁有，而後短暫失去，如今則在全球各地重新獲得。當年的三角女衫公司枉顧人命，而其後繼者如今探訪全球，遍尋廉價的未足齡女工來剝削。紡織業為了逃避紐約成衣工人——他們不管到哪都會繼續爭取——於一九○九年爭得的工會，遂在一九二○年代開始遷往北卡羅萊納和田納西等州，一九六○年代遷往墨西哥，一九八○年代遷往東南亞。二○一二年十一月，孟加拉達卡（Dhaka）塔姿琳成衣廠（Tarzeen factory）發生火災，造成一百一十二人喪生。這場三角公司大火的翻版，又因二○一三年熱那大廈工廠倒塌事故，而更為人所知。

◎企業責任

成衣外包體制的細節，因為太多員工喪命而受到關注，並非業界所樂見。全球服裝系統的架構，顯然是要保護服裝公司，免除對死者的責任。在孟加拉事故後，美國企業宣稱對此沒有任何責任。由於各公司係簽約委託供應商代工製衣，而非自行雇人生產，因此可以宣稱自己沒有責任。它們試著把事情歸咎於索赫爾．熱那和孟加拉國內的腐敗。熱那和他那些密友的確該受譴責，但服裝公司促成危險勞動環境的事實，卻也受到掩蓋。與一九一一年的作法相同，公司把生產發包給包商，將生產交給要價最低的工廠。當價格成為唯一要素，相關成本就會以低薪和不良工安的形式轉嫁給勞工。換言之，百年以來，服裝業毫無改變，只有工廠換了地點。

勞工不該死於工作。人們不該在住家遭受工廠毒害。我們能讓消費品在合理的環保和工安標準下製造，而且價格不會比現在貴太多。政治人物和企業領袖告訴我們，當前的經濟模式是種必然。他們說，這全都是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他們創造許多故事，告訴我們工會使美國勞工變得沒有競爭力，因此得將工作移往墨西哥和台灣。美國的環保法規給予外國企業市場優勢，因此，美國公司除了遷徙還能怎麼辦？

這些全是假的。目前這種體制不僅剝削國外經濟和環境，還造成國內中產階級衰微，而這全都導因於企業領袖選擇犧牲全世界勞工來獲利。若能揭露他們的行為，並陳述該體制的悠久歷史，就有機會顯現百年來，這些人設法遮掩的情形。資本主義係由個人組成，這代表企業領袖有其他選擇。美國人就曾經做過那些選擇。自由市場不是一股自然力量，也並非重力。將「市場決定」稱作自然法則是被捏造出來的神話，為了隱藏企業領袖和政客的真正決策。我們能夠調和資本主義和尊嚴就業，並協調獲利和環境穩定。但前提是得先剝去企業行為外頭的層層迷思，並在自己的國家團結起來，一起為全球的勞工賦權。

要如何實現這些解決方法？如何在美國爭取穩定工作，並同時支持全世界窮人的鬥爭？ 這是艱難任務！然而，筆者將在本書之末提出一些建議，讓民眾爭取正義；讓各種組織結成有意義的聯盟，來對企業和政府製造國際壓力；讓美國和其他各國政府藉由干預市場，來處理這些問題。

最終，這意味著讓企業為其在國外的行為，負起法律責任。如果某家企業想要在美國取得租稅優惠和政治影響力，那麼在國外設廠或發包時，就得堅守美國工安和環保法規的低標。這些標準必須要有力，還要有國際督察員加以執行。美國企業已將資金流動和法律責任切割開來，將資金恣意移往世界各地，但相關法律卻無法跨越國界。這造成向下競爭，各州和各國都無視自家法律標準，藉以吸引企業投資。美國企業雖然宣稱尊重國家法律和那些無拘束力的協議，但一聽聞法律責任或遇上認真執法就馬上逃走。許多產業也透過把生產外包給數十家工廠來切割責任，俾能在勞工身故或河流受汙染時，宣稱不知情，讓人更難對企業發起協同行動。

支持企業遷徙和資金流動的人必然會說，全球化批評者想害孟加拉勞工失業，甚至變得更窮，因為這些人要求血汗工廠遵守的標準，高到它們得關門。這種說法太過荒謬。那些勞工需要工作賺錢，值得領取維生工資，對企業來說，那比美國最低工資便宜多了。然而，他們也需要工安和潔淨環境。我們無法讓世界回到一九六○年代，那時候美國人購買的產品大多是美國製。「買美國貨」（Buy American）運動或保護主義都討不回工作，只會藉由鼓吹孟加拉或墨西哥勞工「偷走我們的工作」的說法，來造成國內外勞工的分歧，而非團結全球受企業剝削的勞工。

◎環境正義

筆者在此提出一些策略，讓身處富國的我們，能為世人確保職場和環境正義。由於本身研究美國勞運和環運歷史，因此本書聚焦在美國，不過這些論點亦可供加拿大、澳洲、歐洲、日本、韓國等富國的讀者參考。首先，我們身為社運人士、消費者和公民，必須去認識資金流動，還要表達並爭取我們期待的改變。必須關注所屬工會地方分會和環保團體裡的各項議題；要在自己的Reddit頁面、臉書動態、推特及其他任何地方，跟鄰居、朋友、家人和同事談論這個世界。必須支持各種爭取全球正義的社運組織。可以走上街頭，抗議違反國際健康和安全標準的企業。所有人都能發起行動，來改變有關全球貿易的言論，就像「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對經濟不公所做的那樣。

我們身為選民和社運人士，應將這些議題當作政治優先事項。必須在政治場域強調全球勞工和環境正義，獎勵支持勞工和環保的政治人物，反對不這麼做的。筆者亦在末章勾勒， 如何借助一個追求社會、環境和經濟正義的草根運動，在政治體制上鎖定這些議題。我們必須接管政府，使其服務一般民眾而非企業。美國史上所有社運都需要政府行動，將其成果變成法律，否則我們將無法為孟加拉的工廠勞工改善環境。企業的自我監控幾乎毫無價值，因為那等於讓狐狸掌管雞舍，而且沒有給予勞工爭取改變的權力。消費者行動雖然重要，但效果有限。

最終，我們必須創造法律和司法框架，來執行國際工安和環保標準。必須讓企業不再有誘因，去利用資金流動來輸出危險工作、汙染和疾病。企業根本不該能靠著外移，逃避職場健康暨安全標準或排汙限制。我們必須努力設立各種國際法律暨管制框架，讓企業為其行為負起法律和財務責任。這將迫使企業無論設廠在哪，都得遵守各項職場安全和環境品質標準，使全球勞動階級邁向更公平永續的社會。

或許有一些好理由，例如鄰近自然資源或市場，會讓企業想把營運遷往不同國家，但我們不該容許企業為了增加獲利，將汙染倒給窮人，或重新創造美國人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大致消除的危險職場。國際勞工組織（ILO）等聯合國機構必須被賦予有效的檢查和執行權，使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有權利和能力，在雇主的母國控告其職場和環保法規違失，並且不許企業透過外包來逃避法律責任。這一切都不容易；全球化企業資本主義是個根深蒂固的體制。然而，勞動人民曾在過去取得實際進展，並能再次做到。

整體來說，這些目標雖然艱難，但卻合宜且可企及，讓我們有可能創造公平正義的世界，俾使人們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生態系統健康而完全，企業利益與勞動階級和地球的利益相平衡。此為我們應當努力爭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