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的信仰：梭羅獻給自然的生命詩歌【全球唯一授權繁體中文版】 

序

學習田野和森林的語言

文／蓋瑞．保羅．納邦 （Gary Paul Nabhan，美國生態學家、亞利桑那大學教授）
在每個人的生命裡，總有某段時間或某個人，讓我們走上人生的軌道。我年輕時想過同時成為詩人和生物學家，當時周圍的人——學業顧問、朋友和父母——都說，我必須在這兩種互不相容的事業選擇其一。面臨這種文藝和科學之間的生涯抉擇，我的反應便是徹底的逃避：逃離他人，連續走上數小時，還有閱讀梭羅。大約在那時，某位友人提供我一個避居處——一間由雞舍改造的小屋。我在那裡隔離自己、寫作、鑽研生物學書籍，並在每天早晨閱讀梭羅日誌。

那項晨讀儀式是我人生很寶貴的經驗。每天清晨，我仔細思考梭羅寫於百餘年前同一日的段落。在我從早到晚忙於作業的過程裡，梭羅的話語愈發鑽入我靈魂的土壤，就像某些芒草種子在發芽前扭動、鑽進大地那樣。不知怎地，梭羅便以某種方式改變我的人生，因為我能兼為田野生物學家和作家的路線最終就從那幾個月的懷疑和艱困浮現出來。雖然，我又花了幾年時間在校學習生態學、文學和民族植物學，藉以釐清這條路線，但我終於定下心來研究和書寫種子和種子在土壤、基因庫以及文化裡的保存。

回顧過去，我發現，梭羅言語的沉穩和他對自然秩序的持久信念，讓我得以停泊。經由閱讀梭羅日誌，我開始領會一個人如何融合科學家那種詳細觀察的能力和詩人對於語言的掌握。在梭羅身上，我首次看到有人不把詩歌和大自然經濟視為對立，而是設想一個橫跨兩者並能豐富吾人感官、內心和心靈的廣大生態。

也因此，我個人對於〈種子的傳播〉這篇出色的論文——即收錄於《種子的信仰》一書中——懷抱著特殊的情感。然而，這部經過一個多世紀才得以出版的著作很值得注意，不僅是因為這部作品撥動我心弦，更是因為它傳達許多重要訊息，其中一項，就是梭羅本人並未在藝術和科學之間做抉擇。寫下本書導讀並著有《梭羅：心靈人生》（Henry Thoreau: A Life of the Mind)的理查森（Robert D. Richardson, Jr.)談到，梭羅、愛默生和他們的同儕「並不覺得文學和科學之間存在『兩種文化』的分歧；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和認識自己最終變成同一件事，此即文學所要表達的目的」。從而，我們可以說，梭羅開啟了北美生態學的初步工作，而這部作品可說是仍持續發展中，由許多目前活躍的地景作家和有文化修養的生物地理學家繼續接手形塑。

幸運的是，其他具有天份的個人沿著梭羅的道路前進，並在生態學和文學之間建造更堅固的橋樑——從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艾斯利（Loren Eiseley)和卡爾（Archie Carr)，到埃倫費爾德（David Ehrenfeld)、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夸曼（David Quammen)、喬治（Jean Craighead George)和派爾（Robert Michael Pyle)。這些人以富有創意的筆觸描寫他們在從事生物學研究時碰到的各種神祕生物、隱密的棲地和自然珍奇，並藉由讓我們接觸這些罕見的世界而豐富我們的生命。

但諷刺的是，梭羅的純科學探究長久以來被許多人忽略，又被少數熟悉這些未出版作品的美國文學學者所輕視。從《湖濱散記》（又名《華爾登湖》）出版到他去世的這些年裡，梭羅大約四千頁的日誌和他未完成的「歲時曆」或「康科德之書」，主要專注於當地自然史的詳盡觀察；梭羅這些較偏「技術性書寫」的內容，文學評論家從來都不看重。比方說，《梭羅日誌核心》（The Heart of Thoreau’s Journals)的編者薛珀（Odell Shepard)認為，梭羅關於種子的探究為他畢生事業裡最好留著別出版的一章。薛珀指出，一八五七年以後的梭羅日誌，沉迷於眼光狹窄而如學究般的追求：「從日誌的此處直到最後，我們看見梭羅身上的思想家兼詩人，逐漸敗給他身上的觀察者。『像天一樣寬廣的視野』如今已被『縮得像顯微鏡一樣窄』，正如他曾經擔心的那樣……」。

雖然梭羅總是努力擴展自身的生物學知識，但他偶爾也擔心如此沉浸科學將會損及他的藝術。一八五一年，他問道，「那是怎樣的科學，一面增益知識，一面卻又剝奪想像？」儘管如此，梭羅仍在往後十年裡繼續磨鍊他作為科學觀察者的技能，為其作品注入更多的精確度和權威性。一八五二年，梭羅收到一本阿薩．葛雷的《植物學手冊》（Manual of Botany)，這時他終於擁有了能幫助他探究當地森林組成的工具。而在一八六〇年初，當梭羅取得達爾文《物種源始》一書，他才終於得到關於演化和天擇的概觀，這為他的觀察提供更可靠的背景。

正如文學批評家對於梭羅的晚期科學寫作不予置評，植物和動物分類學家也詆毀他早先關於植物和動物研究的嘗試。但是，大部分現代的科學家都忽視了一點，即梭羅直到人生最後十年才得到一些可靠的北美動植物分類檢索——因此，他早期對於各種生物的錯認是可被諒解的。即便如此，分類學從來都不是他的強項，這項「弱點」造成某些植物歷史學家，像是安傑羅（Ray Angelo)在其《梭羅日誌的植物索引》（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一書中，責難梭羅未能區分毒藤和毒漆，也不曉得康科德地區只有一種雲杉。其他熟悉梭羅著作的科學家也提到，他對常見動植物的田野辨識通常都有待商榷。

然而，他們都抓錯重點了，因為他們都只憑梭羅平庸的分類學技能來判定他作為生物學家的表現，但卻低估了他對動植物之間互動關係所具有的極其準確的生態洞察力。的確，從〈種子的傳播〉可見，梭羅是首位受到達爾文天擇和適應理論影響的英裔美國人。梭羅在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一年間的著作，不只受到達爾文作品的啟發，也受到前達爾文理論家的研究所影響，這些都清楚地預示了關於植物族群生態學和共同演化方面的重要論點，而那些論點一直要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才會在演化生態學裡得到清楚的交代。他對許多主題展開探究——種子藉由附著於動物皮毛、鳥類的載運、動物的取食和排遺，以及風力和水力運送而傳播的族群分布結果——那些主題現在仍是演化生態學家關注的重要領域。他就肉質果實被動物搬運而傳播多遠的觀察，在一個半世紀後，仍因其精確性和對於動植物共生理論的預示而顯得重要。

雖然天擇理論是達爾文和華萊士在離開溫帶森林、旅行至遠方的熱帶群島時開始萌芽的，但梭羅卻體認到，那些異國土地適用的原則，一樣可以在他居住地的動植物群落裡得到印證。梭羅就在自家附近研究種子傳播表現的演化適應，此舉遠遠超越他的時代。在往後幾十年裡，那些調查種子移動的生物學家僅僅是在累積各種透過季風、候鳥和水流，達到遠距傳播的極端個案。這類個案僅僅是英雄式的特例——例如十億顆種子中的一顆落在某座遙遠島嶼，並在剛形成的熔岩流上開始繁衍。對比之下，梭羅的方法包括驗證假設、進行田野實驗、為資料定量，並驗證B鳥確實將C果傳播到A地。他的探究更為合理地解釋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種子的命運，它們的傳播距離母株都不會超過幾百碼遠。

這項刻苦工作的結果就是，梭羅靠著每天下午在自家附近散步，逐漸闡明大部分種子傳播和樹苗演替更新的主要模式。他得知這些模式的途徑包括巧妙的推論；測量同種樹木之間的距離；計算、稱量和流放某些種子；注意有哪些種子累積在被風吹積成的殘堆中、車轍和動物洞穴裡；在附近觀察築巢的鳥兒和哺乳動物能將果實搬運多遠。他用以探究族群生態學的獨特方式——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稱得上先進——讓他在自家後院就能找到綽綽有餘的研究材料：「我永遠無法在拉布拉多半島的荒野，找到比康科德某一幽深處更多的野趣」。

一八五六年，正當梭羅在為種子傳播和森林演替的文章進行研究時，他遇上了詩人惠特曼。惠特曼以美國本土代言人的身分與梭羅談話，儼然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為其家鄉發言的獨特聲音。一年之內，梭羅的植物學研究就充滿以下這些譬喻：

一個人若想活得豐足而堅強，一定要在自己的故鄉。我已在此度過這四十年，學習這些田野的語言，因此更能表達自我。如果我到大草原去，我對當地的理解便少得多，而我過往的生活也不能讓我描述那些地方。對我來說，比起我去加州所能見到的大樹，這裡的野草代表了更多的生命力。

梭羅過世前的幾年裡，迷上了「學習這些田野的語言」。對他而言，森林是一本待讀的書：一個人只需奉獻足夠時間來掌握其語法，學習其句法的節奏。梭羅對自然秩序的信念讓他相信，在所有植物形態底下有種深層結構，那是任何一位勤奮學者都能查明的。

驚人的是，梭羅並非僅僅簡要記錄眼前的森林，而是探索導致森林更新的那些過程。比起同時代的任何植物學家，梭羅更能超越辨認樹種的階段——他不再局限於森林的名詞，而是進一步追蹤森林的動詞：也就是那些為花授粉或傳播種子的鳥類、囓齒類和昆蟲，以及所有形塑森林結構的媒介。

這是一種深奧難學的語言。如同生態學家亨利．浩威（Henry Howe）於一九八六年所坦言，

植物與脊椎動物之間自古就存在著一種不安的關係，動物吃它們的果實，可能會消耗種子，也可能會傳播種子……在當今的森林裡，有多達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的樹種所結的肉質果實，顯然是演化來讓鳥獸食用的。〔然而〕，既然種子普遍經由動物傳播，那麼令人困惑的就是，我們竟然不清楚植物以種子散播有何優勢，而傳播種子的方法又是如何。

梭羅以謙遜的態度，致力學習森林的語言。他對康科德的森林瞭若指掌。日常的散步、經年累月的土地勘查，還有跟其他當地自然學家的交流，讓他知道每片新生苗木之間的距離和附近能結籽的同種樹木。然而，儘管梭羅對於在地地景擁有詳盡知識，但他之所以最終愛上這個研究領域，是因為其中充滿未知事物：「我不相信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長出來；但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讓我相信你有一顆種子，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這大地本身即為穀倉，也是溫床。」梭羅這樣總結道。也許梭羅欠缺作為一個生態學家的訓練和技術，但他以對土地動態的長期關注、以及他所擅長的隱喻性思維方式來加以彌補。梭羅談論種子的論述裡最優美的那些段落，都是他深厚的文學素養湧入科學的表現。在那些段落裡，我們感受到他面向大地時的那種精確和優雅：

如眾所知，鳳仙花果莢只要輕輕一碰就會像手槍一樣射出種子，既突然又有力，總會嚇你一跳，即便你已有預期。那些果莢開火般地射出種子。甚至在我帶著回家時在我帽子裡爆開。

在堅果樹掉光堅果的一個月後到樹下檢視……地面看來就像雜貨店前的平台，村裡喜歡閒聊的人都來嗑著堅果和粗俗笑話。你會覺得自己是在筵席結束才到，結果只看到果殼。

所有樺樹毬果的果鱗皆為三片狀，猶如典型的矛頭……但白樺的果鱗尤為有趣，形狀恰似展翅的大鳥，特別像是飛越田野的老鷹，每次看見腳下的樺樹果鱗，總會讓我想起老鷹。

梭羅就是乘著種子的翅膀飛回了家，並在過世前於自己家鄉找到了平靜。雖然梭羅總是渴望前往世上最遙遠之地，而且總是遍讀博引各地素材，但他逐漸確信，他能在離家最近處學到的，才是最有價值的。文學史學家若覺得梭羅不再於詩歌和崇高的哲學領域與華茲華斯和歌德競爭，那就誤解他的意圖了。梭羅並未背棄這些文學傳統，而是嘗試帶著這些傳統，去探究一種更艱深、但更恆久的語言——這，便是森林自己的語言。（蓋瑞．保羅．納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