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末順（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金英夏（김영하）堪稱是韓國當前知名度最高的小說家。最近他在有線電視台的教養綜藝節目中，展現他博學多聞、幽默風趣的小說家本色，侃侃而談他為尋找創作靈感旅行世界各地的所見所聞，不僅引發讀者關注，也廣受一般觀眾喜愛。金英夏與媒體之間的緣分不僅如此，他曾在廣播局主持過文學專欄節目，朗讀自己的小說和散文作品，也經營過個人播客平台，流露出他嘗試運用媒體環境，將文學推廣至生活層面的用心與努力。就小說創作者而言，他是一位非常努力嘗試與周邊社會人群交心的文人。
除了藉著媒體積極發表個人觀點以外，他也曾為抗議住家附近的都更計畫，訴諸大眾，促使其公論化，成功擋下亂無章法的市政開發。2016年爆發韓國政治史上劃時代意義的反政府燭光示威時，他也毫不退縮的全程參與此一歷史性行動。金英夏不但關懷社會議題，勇於發聲，在文學創作上也力求多元發展。例如他的多部小說先後被拍成電影時，他都親自參與電影脚本的編寫，尋求不同於紙本的媒介方式與讀者見面。金英夏懂得運用各種現代媒體，也因此創造出屬於他個人的獨特形象，他不刻意與群眾保持距離，同時又能保有做為文學創作者該有的自由和個人主義風格，而且透過頻繁的媒體曝光，還將個人風格累積為專屬自己的形象資本，在儼然成為一個文化品牌，甚至創造出一種文化現象。
如果說，紙本形式的舊媒體文學，如今已為各種新媒體所替代，並喪失了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必須依賴新媒體才能維持它對大眾的影響力，這種現象，我們或可視為文學的多元擴大而非文學的矮化。那麼，小說家金英夏可說比任何人都要早一步善用這項新文明的利器，藉以提高他個人的文化象徵價值，同時也成功地協助擴展當代韓國文學的場域。
拒絕「大敘事」的新文學
金英夏及其文學之所以擁有如此特性，一定程度上有賴於他登壇時的1990年代屬性和文壇氛圍。在韓國現代文學史上，1990年代可說是與前時期的「民族書寫」截然不同的嶄新時代。
1980年代的韓國文學，主要以民族、民眾或勞動文學之名，呼應著社會要求「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利均分」熱展開的民眾運動，向前邁進；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該時期由於過度重視文學的時代任務，在在顯露出目的指向和理念導向的性格。進入1990年代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丕變，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沒落，意識形態的對立劃下休止符，韓國國內也因文人政府登台，程序上的民主主義得到一定程度的進展，這些現象也就跟著起了異質性的變化。此時的韓國文學，自是無須再站出來為那些被歷史洪流或社會意識左右的個人代言，它開始著眼於處理普遍性資本主義文明之下的個人存在、日常事物和被壓抑的慾望問題。
整體來看，1990年代的韓國文學呈現出拒絕大論述、大敘事的去意識形態，以及去中心的邊緣書寫和後現代主義的濃厚傾向。
題多元充分現「新世代的感性」
金英夏就是在如此形勢發展下的1990年代進入文壇。1995年以短篇小說〈關於鏡子的冥想〉登壇以後，陸續發表了五本短篇小說集和六本長篇小說。這些作品普遍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賞，前後榮獲文學村新人作家獎、現代文學獎、東仁文學獎、怡山文學獎、黃順元文學獎，以及李箱文學獎，幾乎囊括了韓國文壇所有重要大獎。
金英夏與其他新世代小說家一樣，從不吝於從通俗小說、推理小說、科幻電影和流行歌曲、網際網路等大眾文化中尋找小說創作的靈感。但與其他新世代小說家不同的是，他喜歡挪用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歷史逸話等韓國傳統敘事樣式，不僅吸取其養分，也將它們改造混用，建立起自己的獨特文類風格。他的小說人物大多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甚至可能是比一般人更為卑微低下的社會邊緣人物。他非常認真的描寫這些人物內心編織的種種夢想，當這些超越現實的夢想落空後，他們只得再度回到醜陋的現實裡，繼續過著庸碌繁瑣的日常生活。在這一點上，他的人物跟生活在現實裡的我們非常近似，這或許就是他能引起讀者共鳴的關鍵點。
從他輝煌的得獎紀錄，以及媒體吹捧他的文學為「韓國文學的大轉換」，即可知道金英夏文學受到韓國社會注目的程度。他的創作，評壇普遍認為主要是用都會感性和冷靜視線來處理自戀、情慾、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世態、1980年代學生運動後日談等的主題，充分呈現出「新世代的感性」。
雖然他不斷推出新作，不過拿他已經出版的小說來看，可以發現他處理的題材相當多元，故事的背景也非單一時代，例如早期的多短，主描寫資主義現文明中都市年輕人的生活樣態；2003年旅行瓜地馬拉和墨西哥之後所寫的長篇《黑色花》，訴說的是朝鮮末期移民到墨西哥的韓國人的故事；而《光之帝國》則寫21世紀初奉派到南韓的北韓間諜，突然收到返國命令後的一天內所發生的事；以16世紀朝鮮中期為背景的《阿郎，為什麼》則重新解釋阿郎傳說故事，用推理小說的技法解開阿郎被殺之疑的懸案。
刻意破壞抒情、挑戰寫實文學觀，瓦解文類藩籬
除了這些故事涉及的內容和時代光譜跨度寬廣之外，金英夏小說最顯眼的特色，在於他破壞抒情和富有速度感的文體。這些特徵的出現，一說是因他對1980年代文學持否定態度，因而採取相應的敘事策略。用一句話來概括1980年代的韓國文學，即是「不在記憶的敘事」，大部分小說都追求不存在的故鄉或逐漸式微的傳統，筆調因而帶著抒情傾向，同時慣用蘊含情感的美詞麗句。1990年代登壇的金英夏對前期文壇的這種主流傾向，頗為嗤之以鼻，因此他試著摸索出適合他讀者群的屬性，採取去除情感、簡潔有力的短文來實踐「不在記憶出發的事」
事實上，1990年代的年輕世代並不擁有前輩經常掛在口中的記憶，他們沒經歷過韓戰，也未參與4.19革命，連抵抗軍府獨裁政權的經驗可能也沒有。1990年代可說是記憶消失不存在的時代，金英夏面對此一現實，採取所謂跳脫記憶的方式，顛覆「做為記憶」的先前小說，建立起所謂「做為書寫」的小說概念。寫記憶必然陷入抒情的泥沼，因此他刻意破壞抒情，用非情文體來追求新世代感性。他的用意在切斷「個人」與「神－父權－國家」的巨大結構之間的連結關後，重新立起全新體的書寫略。
處理生活在現代都市年輕人的病理症候時，金英夏大量借助大眾文化和電影的想像力，呈現浸潤於資本主義日常的人們所感受的冷笑和幻滅。他特別善用假想現實、網路聊天、電腦遊戲、各種同好會等當代題材，以簡潔帶有速度感的短文來一一呈現，因而廣受一般讀者歡迎，可以說他遊走在大眾文學和嚴肅文學之間。
金英夏文學的「新」和「當代感性」，不僅顯現在題材和風格的層次，真正的關鍵在於他試圖擺脫傳統小說的文法，例如短篇小說〈叫做三國志的天國〉裡，他借用幻想手法探索極端的虛構性；長篇《黑色花》顛覆了傳統歷史小說的寫法，大量運用想像、偏離史實。以現實和虛構、實在和幻想的重疊呈現，達到破壞既有小說寫實主義規律的目的，進一步肯定小說批判現實功能以外的「遊戲」屬性。此舉的骨子裡有著他認定「1980年代式的寫實主義小說，再也無法正確反映現實」的思考，換句話說，他不再相信建立在意識和現實之間鞏固相應的寫實主義文學理念。如此，金英夏勇於挑戰此前的寫實文學觀，用瓦解文類藩籬的方式，試圖找出正確反映已然改變現實的方法，這對擴張當代敘事疆土的貢獻，自然功不可沒。
拋開傳統的嚴肅和感動，呈現獨特的死亡美學
另外，1990年代普遍被認為是身體論述遽增的時期，此被解釋為對1980年代精神優先現象的一種反動。金英夏小說常出現情慾描寫和性愛場面，應該是來自他做為新世代作家的時代認識，以及身體具有叛逆屬性的認知，因此他大量動員幻想、想像和假想技法來刻畫身體的分裂、叛逆屬性所具有的能動性。其中較為明顯的例子為死亡題材的運用。屬於初期作品的《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我是美麗的》中，以男性敘述的視角，紀想要自殺的女人物以及其死亡瞬間，並將死亡昇華為藝術。對此固然有魔鬼眈美主義或急進虛無主義的評論，但也可解釋為他將死亡加以美學化、場面化，刻意與傳統的死亡觀做出區分。他藉此來表達新世代對既有體制的不信賴，以及對當代主體的存在感到虛無不安，呈現出小說文學的當代面貌。
而他2000年之後的小說，則較為淡化早期耽美的死亡描寫，開始出現非日常性的死亡，如在〈鱷魚〉和〈高壓線〉中，描寫肉體突然消失的情節，提出了靈肉分離的可能性，以及非固定形式的死亡；在《黑色花》和《聽見你的聲音》中，描寫富於宗教性的靈魂昇天情節，試圖與亡悲劇之間保一些美學距離他透過這些死亡寫，希望給人們的苦帶來安慰；《殺人者的記憶法》中患有老人癡呆症的連續殺人犯敘述者，憑著對理性力量的信賴，對抗自己即將消失的記憶，敘述者透過殺人，幻想成為超人，但隨著記憶的逐漸消失，最後卻被關在「無」的狀態，小說以如此鋪排叩問死亡的意義。
綜觀上述金英夏小說的獨特面貌，可知他拋開嚴肅和感動此一韓國小說的熟悉符碼，刻意破壞抒情，並運用冷笑和機智以及打破文類界線的方式，處理眼下的各類議題。這些不同於以往被框架在共同體價值的既成作家的創作，給韓國文學讀者帶來另種閱讀上的樂趣與新鮮，我想以「新世代文學的先行者」來稱呼金英夏當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