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讀

悲觀的現實主義與感性肌力

二○一四年十二月SBS《Healing Camp》演講

某公司的老闆把新進員工叫到跟前坐下，對他們說：「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面對現實時會選擇安於現狀？看看蘋果的賈伯斯跟微軟的比爾．蓋茲，建立世界級企業，不都是從家中車庫開始的嗎？」這時一名新進員工對身旁同事說：「車庫？我家沒車庫耶？」而那個同事則說道：「說什麼車庫啊？我連車都沒有。啊，對了，其實我連房子都沒有。」對現代年輕人來說，「安於現狀」本身已經像做夢一般，如今已是安居也成為奢侈的年代，只要別每下愈況就該慶幸的年代。

我身為作家，對於數字並不在行，但姑且舉例說明看看。我上大學的那年，韓國年經濟成長率足足有10.6%，隔年成長率是11.1%，舉辦漢城奧運的一九八八年則是10.6%。然而二○一三年韓國經濟成長率是多少呢？2.8%。簡單計算一下，當今這樣的年代下，現在四年的經濟成長，過去只要一年就能達成，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真的是很驚人的成長率。不過與現在相比，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很少（一九八六年的大學就學率不到22.3%），大學生不太認真看待求職，因為有很多企業需要他們。再加上當時只要能就業，幾乎都是正職，根本沒有約聘的說法。雖然考上大學很難，但只要大學畢業，就會有一帆風順的未來等著你。

大三開始我就是學軍團的預備生，學軍團是所謂的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第三學年，也就是學軍團的第一年，真的很累。訓練很累人，前輩刁難人，大聲敬禮也很丟人。學軍團的預備生每個暑假都要進部隊受訓一個月，第二年夏季訓練前的某天，我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校園，當時猶如某種「神啟」般，我聽見一個聲音叫我別參加訓練。這當然很離譜，因為不參加那個訓練，不只馬上會被學軍團除名，之前一年半的辛苦都白費了，而且一畢業就要以士兵的身分入伍。但是我當天直接跟學軍團說，我不參加夏季訓練，今天起不當學軍團的預備生了。學軍團被我鬧得人仰馬翻，之後只好來說服我，一起辛苦過的同期生也紛紛給我忠告，說：「不覺得放棄到目前為止的努力很可惜嗎？」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回他們的話，我說：「不會，我覺得之後的日子更可惜，這條路應該不屬於我。」

如果我最終當上軍官，應該會一退伍就直接進入大企業工作，馬上結婚生子，成為一個上下班時間在地鐵常見的平凡上班族。順利升職的話，現在應該做到部長級了吧。然而不論我怎麼想，這都不像是我的未來。雖然無法明確知道將來會如何，但至少我莫名地確信，我的未來不會是這樣的人生。

我父親生於貧困農村，以自學的方式讀到高中夜間部畢業，以士兵身分入伍，以幹部預備生身分成為軍官。不當預備生後，我寄居在社團辦公室，我父親想見到兒子大學畢業、擔任軍官，所以他到辦公室來說服我，說：「這是爸爸最後的願望，只要當上軍官就好，以後我別無所求。」無法遂父親所願雖然很抱歉，但我很明確地表達了我的想法，說：「我辦不到。」因為長輩的願望總是如此──只要上大學就好、只要畢業就好、只要結婚就好、只要生孩子就好，以後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無條件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那一天」，終究不會到來。

結果我歷經一番波折退出學軍團後，雖然為了不馬上入伍而進了研究所，但無心學業，此時我把心思放在文學上，開始練習寫作。研究所畢業後，我才入伍，退伍後直接步入文壇成為作家。如果我無視內在的聲音，參加了夏季訓練、成為了軍官會怎樣呢？雖然還是會有些作為，但大概無法成為作家吧。

然而我能下這樣的決定，肯定是受當時社會氛圍影響，因為那是個經濟成長率超過10%的年代，大家都對未來相當樂觀。雖然父親被列為預備役，但是他也以預備軍大隊長的身分，在穩定的銀行職場中成功再就業；我們在新市鎮的新建大樓買下了新房，家人都引頸期盼著搬家的那天。原本父母希望我能找執業會計師這類的安穩工作，他們不是很滿意我成為作家，但好像也不覺得我會一直餓肚子。這方面我的想法也一樣，我抱著「難道還會餓死嗎？」的念頭跟父母打哈哈，撐過了好幾年。雖然我連一份履歷都沒寄出，心思全放在寫作練習上，但也曾想過，如果成為平凡上班族生活會如何。因為心意不斷動搖，某天我去新村穿了耳洞、戴了耳環。

「嗯，這下求職的事沒戲唱了，誰會選一個戴耳環的傢伙？現在就專心寫作吧。」

樂觀主義高漲的年代裡，如此衝動的行為還說得通，那樣的年代如今已成過去。現在就算讀過大學，我也做不出二十年前那樣的事。如果有要還的學貸，父母無穩定工作，而且每個月還要繳房屋抵押後的貸款，我肯定也會放棄寫作練習，趕快投入就業市場。

幸好經過一段時間，我成了小有名氣的作家，在路上偶有讀者認出我、跟我打招呼，新書上市時，也會在像大型表演場的地方舉辦讀者見面會。我的讀者大多是年輕人，活動結束後他們會來問問題，他們也想寫作、想當作家，問我可以給他們什麼忠告。這問題真的很難回答，因為我立志成為作家的年代，實在跟現在很不一樣。

我去部隊演講過，士兵真的很愛聽演講，因為可以好好睡一覺。講文學相關內容時，大家都睡得很熟，秩序井然地歪向同一個角度睡著，相當有軍人風範。這讓我很有成就感，我心想，還好有來演講，他們才能得到如此充分的休息。演講一結束，就跟平常一樣有例行的問答時間，因為是部隊，所以不會是自由發問，肯定是預先準備好的問題。即將退伍的兵長問我，他家裡經濟情況不好，所謂的求職競爭條件很普通，也沒有厲害的學閥撐腰，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怎樣才能在社會上成功。

我告訴他：「不會成功的。」

我這樣一回答，原本在睡覺的士兵一個個抬起了頭，應該是察覺到情況有點不對勁，該醒醒了。我對醒來的士兵說，現在這個年代要成功已經很難了，很抱歉必須這樣講，但大家所面臨的未來是黑暗的。而且我是作家，更不可能教大家成功的方法。作家是失敗的專家，而小說本身就是關於失敗的故事，想想看那些世界名作，幾乎沒出現過成功人士。《老人與海》的老人盡全力成功抓到大魚，大魚卻被鯊魚啃食，而他只能拖著魚骨回來。《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和《包法利夫人》的包法利夫人，最後都自殺了。《大亨小傳》的蓋茲比不僅沒贏得舊愛，還被無關的人槍殺，結束生命。文學無法告訴我們成功法則，卻提醒了我們，失敗並非完全那麼恐怖，它教我們有時要有威嚴，還教我們能有尊嚴。所以，把文學當作人生的保險，讀讀小說吧。

看我小說的年輕讀者跟那位士兵一樣，常問同樣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對未來感到不安，不太相信自己。讀者是天使般的存在，他們用自己的錢買書，撥時間參加像朗讀會這類的活動，在活動中，用非常溫暖的表情望著作家。有時覺得很神奇，我只不過是寫了本小說而已，上輩子到底燒了什麼好香，能接受讀者如此溫暖的對待？我很感激，同時也很難過，他們這麼善良，為何將面對如此令人憂鬱的現實呢？

某次有位讀者寄信給我，他是便利商店的工讀生，他買了一本我的書送給了店長。雖然在理想的世界裡，應該是店長贈書給工讀生，但現實世界裡卻是連最低薪資都領不太到的工讀生，省著用那沒多少的薪資買禮物送店長。我曾經以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年輕人為主角寫小說，所以我大概知道在便利商店工作是怎樣的情形，因此我的心情既感激又難受。

每次在書店辦簽書會，我都會一一詢問讀者是做什麼的，因為我很好奇我的讀者做著怎樣的工作度過一天、有怎樣的夢想。年輕的讀者大多是學生、工讀生，或非正職人員，不然就是待業的人，每次我出新書就會發現，擁有像樣職業的人真的越來越少了，每次見完讀者回家後就會想起他們的人生。我應該沒什麼資格能給他們忠告，無法建議他們做出我二十歲做過的果斷決定，無法推薦他們投身於藝術，賭上自己的一生。那麼對那些問我「該怎麼生活」的讀者，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

現在就算很努力，要成功也很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樂觀，而是悲觀。怎樣的悲觀呢？就是悲觀的現實主義，以悲觀的角度看世界與未來，但是必須現實。要改變世界很難，要改變家庭出身也很難，我們能改變的只有自己，勵志書籍中所談的內容正是這點，改變你自己，我認為連這點都很難做到。改變自己依然不容易，如果很簡單的話，那種書就不會賣得這麼好了。我們馬上能改變的是看世界與看自己的觀點，要先拋棄無可救藥的樂觀態度，丟掉以為自己能輕易改變的急躁心情，冷靜且悲觀的正視我們眼前的現實。

二次世界大戰時戰俘集中營的相關研究顯示，其中活最久的人既不是樂觀主義者，也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悲觀現實主義者。所謂的悲觀現實主義者是怎樣的人呢？他們並不會一昧相信：「我馬上就能出去。」也不會相信：「我一定會死在這裡，我離不開這裡了。」而是相信：「想離開這裡並不容易，敵人也許會贏得這場戰爭，我可能永遠在這裡腐爛，或是無消無息地死去。但是直到那一刻來臨前我必須清醒地活著，所以我要先刮鬍子。你問我誰會在集中營裡刮鬍子？不然要怎麼辦？要乖乖躺著等死嗎？」

這種人就是能活下來的人。連水都不夠喝的情形下，他們卻能刮鬍子、洗臉，維持個人衛生，一天一天努力地以清醒的神智活下去。沒有陷入虛幻的希望之中，也沒有為不切實際的自尊賭上性命。

悲觀現實主義者的生活很鬱悶無聊嗎？反而樂觀主義者的生活存在更多陷阱。一切順遂時樂觀主義式生活雖然不錯，不過這樣的生活一旦垮掉便無法挽回。有很多研究分析為何美國有這麼多憂鬱症患者，研究人員在過度強調「正面思考」與「樂觀態度」的社會氛圍中找到了原因。當大家都看起來很正面、活潑、樂觀，卻只有自己看起來不如他人，我們就會突然憂鬱起來。春天時憂鬱症患者變多、自殺率變高的情形也與此相關。春天的陽光和煦，新聞上也只看得見外出郊遊的幸福家庭，此時容易覺得只有自己是不幸的，結果會導致極度的憂鬱。

悲觀現實主義並不是繃著一張臉憂鬱的過活，而是正視現實，盡量從中追求意義與快樂。在這樣的悲觀現實主義之下，個人主義是必需的，因為團體免不了會偏向某一邊。想想幾年前席捲我們社會的熱潮，像是黃禹錫熱潮與《龍之戰》熱潮都是不過才幾年前的事件，卻讓人感覺好像非常遙遠一樣。當時幹細胞好像能治療所有疾病，而《龍之戰》則好像要吃掉整個好萊塢一樣，時間過去之後，這些事件對我們的生活卻完全沒有造成任何改變。

人類是會被他人影響的生物，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進化過程的產物。一切都要靠自己判斷會很艱辛、勞累，如果多數人朝著某處跑，我們會相信事出必有因，先跟著一起跑會比較輕鬆，會覺得不是後面有恐怖的東西，就是前面有重要的事件，所以人們才會奔跑。九一一世貿大樓恐怖攻擊事件時，雖然很多人有充分的時間逃跑，但他們接受了指示，留在自己的辦公室等待消防人員，因為其他的人也乖乖地待著。大邱地鐵火災時，直到煙霧瀰漫整個車廂為止，大多數的市民都毫不動搖地坐在位置上，因為駕駛員透過廣播說列車即將出發，而其他人也守著自己的位置。

若要堅守悲觀現實主義，就需要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在納粹集中營中刮鬍子的人是多數嗎？不是。大部分的囚犯都被不實的傳聞影響，一下說聯軍已經近在咫尺，我們一週內就能被解放，一下又說，我們明天都會被拖進毒氣室，從樂觀消息到悲觀的謠言，各式各樣的傳聞動搖著內心脆弱的人與喪失控制力的囚犯。最正確的判斷是：「聯軍正在過來的路上，但不會如我們所期待的那麼快。說不定我們會死在這裡，但是不可能一次殺死這麼多人，我還有時間。」這樣思考的人雖然是少數，但他們卻是最有可能生存下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