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名人推薦
自從一九八○年代初筆者負笈法國巴黎進修，眾多當代法國哲學家的著述，成為筆者思考人類處境的重要思想資源。然而，要正確運用這些思想資源，意味著我們既要準確地理解相關哲學家的論說，也要能夠與這些論說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以防自己躲在名家論斷的舒適中，逃避了把這些論說與千變萬化的世界互相對照而產生的思想衝擊。思想上的安逸感，是哲學學習的終結！
──劉國英
本書是作者三十多年來學習準確理解五位當代法國現象學家、或與現象學關係密切的哲學家重要論說的紀錄。全書自胡塞爾始，以沙特、梅洛龐蒂、傅柯、德里達與列維納斯為經，超越論、圖像意識現象學、肉身主體現象學、存在論、友情詮釋論等為緯，交織出作為現象學的哲學運動在法國發展的蹤跡。
作者序
【作者序】
自從1980年代初筆者負笈法國巴黎大學進修，眾多當代法國哲學家的著述，成為筆者思考人類處境的重要思想資源。然而，要正確運用這些思想資源，意味著我們既要準確地理解相關哲學家的論說，也要能夠與這些論說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以防自己躲在名家豪言壯語所構築起的思想安樂窩中，逃避了把這些論說與千變萬化的世界互相對照而產生的思想衝擊。滿足於思想上的安逸感，是哲學學習的終結！
擺在讀者面前這本書，是筆者三十多年來學習準確地理解五位當代法國現象學家、或與現象學關係密切的哲學家重要論說的記錄。它的構想可追溯至七、八年前，當時筆者打算把二十年來已發表的約十篇相關論文匯編成冊；但由於事務繁多，這一出版構想一直未能付諸實行。直到2015年春，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首次設立出版資助基金，資助文學院同寅出版學術研究成果，激發筆者重新構思出版是書的計劃。筆者鼓起勇氣提出申請，得到幸運之神眷顧，獲得出版資助。這兩年半來，筆者一方面把舊稿逐一詳細校閱、修訂和擴充（特別是對第4章和第11章都作出了較大篇幅的增訂），另一方面補寫了第1章（〈導論：教外別傳──胡塞爾在法國的身影〉）、第2章（〈作為現象學家的沙特〉）、第9章（〈肌膚存在與不可見者－－晚期梅洛龐蒂的存在論道路〉），和第15章（〈總結〉）共4章，並把之前以英文發表有關列維納斯的長文改寫成中文，收錄書中（第14章），使整本書的篇幅比原先的計劃增加了一半。
在本書付梓之際，筆者首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及其出版資助基金，為本書提供出版資助。其次，筆者感謝二十三年以來，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曾經及正在共事的各位同寅，他／她們為筆者提供了優良的工作環境和人際環境，本書的絕大部份想法是在這一環境下孕育的。此外，本書大部份篇章的初稿都曾在兩岸三地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得到中、台、港三地專研現象學的專家們指正，獲益良多。筆者十分珍惜這些互相切磋砥礪的機會，也非常感激他／她們對筆者提出的各種建議。由於這批漢語現象學學者人數眾多，筆者無法在此對他／她們一一道謝。
然而，筆者要特別感謝兩位學者好友。第一位是台灣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前所長游淙祺教授。2015年春季學期，筆者應游教授之邀乘學術休假之便到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出任訪問教授，在該所的優美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之下構思了本書的具體出版方案，以及完成了一些重要篇章的增訂工作。筆者要特別感謝的另一位學者好友，是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和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的黃冠閔教授。當冠閔教授得悉筆者出版本書的計劃之後，發起了以本書部份篇章為討論出發點的讀書會。在高雄風光明媚的西子灣畔兩次半天無拘無束的研討中，筆者得與台灣從北到南十餘位哲學及其他人文學術領域各有專精的學者們深入交流，得到他／她們極多深刻的提問與寶貴意見，筆者一直感銘於心。
最後，筆者要感謝家人一直以來的支持和諒解，雖然言說未能完全表達我內心的感激。
劉國英
2017年12月30日序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2018年4月25日修訂
內容連載
Chapter 1 教外別傳－－胡塞爾在法國的身影
現象學作為哲學運動，與同樣在德語文化土壤上誕生的德意志觀念論有一顯著差異。自1781年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純粹理性之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第一版出版，到1831年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逝世，前後只有五十年，德語哲學經歷了空前重大的發展，產生了除康德和黑格爾之外，還有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和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等四位哲學巨人，以及涵蓋了邏輯學、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美學、精神哲學、自然哲學、法律哲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和西方哲學史等等各個領域的重要哲學經典;而黑格爾坐鎮柏林大學之後，他的哲學更一度成為普魯士王國的官學。然而，當黑格爾逝世後，在德國內部馬上產生了各種反黑格爾的哲學流派。德意志觀念論在經半個世紀的蓬勃發展之後迅速衰落，從此以後好像只能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現象學則甚為不同，它從來沒有成為官學。它的開山祖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成名之後長期任教的弗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也只是座落於德國西南部、黑森林旁邊的一個同名的中型城市，這大學的所在地完全沒有作為全德國政治、學術和文化之都的柏林的氣派。然而，現象學在胡塞爾的成名大著《邏輯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 1900-1901）出版後，先在德國內部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年青追隨者，認為胡塞爾在書中展示的現象學研究方法極之新穎，其研究成果有說服力，可供從事其他領域的哲學研究借鑒。當胡塞爾與一批追隨者於1913年創辦《哲學與現象學研究年鑑》（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之後，現象學運動之名在德國不脛而走。至1930年代，胡塞爾的著作開始在法國傳播。現象學運動跨過萊恩河西岸之後，在法國及其他說法語的歐洲地區生根和迅速成長，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半個世紀，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原創性哲學家。與存在主義思潮結盟的法語現象學，憑其充沛的活力，把現象學運動帶出歐洲，透過北美傳遍世界，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全球性學術運動，至今仍方興未艾。我們可以試想，倘若沒有法國現象學的催化作用，源自德語世界的現象學仍會成為今日這種全球性學術運動嗎?它會否有如德意志觀念論那樣，經過數十年在德國土壤上的迅速發展之後便停滯不前，以致轉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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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達在1966年一次介紹胡塞爾現象學的演講中更表示，當今任何哲學家都要透過界定與現象學的關係來自身界定。德里達如是說:
「倘若可能從來沒有純然正統派的胡塞爾哲學家，倘若所有現象學家都是『異端』—這表示這一門思想極之豐富，它的開放性及它的運動從來不是以一個獨斷體系、一個形上學學說的方式展現—當今沒有任何哲學家可以免除透過界定與現象學的關係來定義自身。」德里達這個說法不無道理。本書中論及的五位法國現象學家，沒有任何
一位只甘心當一個胡塞爾著述的純粹忠心的傳譯者，他們都認為胡塞爾現象學有不足之處、對胡塞爾的哲學思想有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所以他們都堪稱現象學的「異端」。然而，他們都在胡塞爾開出的現象學方法和概念的指引下，對現象學哲學有所推進，堪稱現象學的「教外別傳」。因此，整個法國現象學運動，可說是胡塞爾的身影在法語文化土壤上，以各自獨特的姿態展開的舞步、曲調和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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