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我們需要無用，就像我們需要空氣
諾丘．歐丁
哲學的角色，正是向人類揭示無用的用途，
或者，是讓人學習區分「有用」這個詞的兩個意思。
──皮耶．哈鐸（Pierre Hadot）
這本小書的書名由一對互相矛盾的修辭組成，這裡需先加以說明。一般所謂「實用性」（utilité），把人文主義思想──或更廣泛的把所有無利可圖的知識──視為無用，但我想談的這種弔詭的「實用性」，和那毫不相干。
我選取這個詞更普遍但大不相同的意涵，是為了思考基本價值完全脫離實用目的的知識所涉及的實用觀念。事實上，有些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本身，也正因為它們的本質無求於、無利於並自外於一切務實和商業的考量，才能在人類的精神養成、文明與公民素質的提升等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講求利益的結果徹底摧毀了各個知識機構（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各個學科（人文的和科學的），這些機構和學科的價值原本應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應獨立於任何生產直接效益、實際利潤的能力。當然，博物館或考古遺址也經常吸取可觀的利益，但它們的存在與否──和某些人試圖說服我們的相反──並不是由它們的總收入來決定的：一座博物館或一處考古工作的發掘現場，就像一間檔案館或圖書館，它們的生命，是社會群體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死守的寶藏。這是為什麼在經濟危機時也不該胡作非為，無論危機如何蔓延，也不該任由樽節政策像壓路機般有系統的碾碎一切無用之物。
因此，無用知識的實用性，與主流的實用性完全對立。主流的實用性為了單純經濟利益，正逐步扼殺過去的記憶、人文科學、古典語言、文化教育、研究自由、創造力、藝術、批判思考，甚至是文明的基本條件，而這些條件原本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地平線。盧梭早已說過：「古代的政治不斷談論品格與美德；我們的政治只談買賣和錢。」無法增進利益之物因而被視為不必要的奢侈，被視為某種阻礙，或是有害的浪費時間。根據狄德羅（Diderot）的觀察，「所有不實用的東西都遭到鄙視」，因為「時間精準掌控，不容絲毫浪費於沉思冥想」。
讓我們再讀一遍波特萊爾描寫詩人-信天翁的不安的精采詩行。巨大的天空主宰，一旦落入凡間，眾人除了當作笑柄外，完全不感興趣：「這插翅的旅客，如此粗笨虛弱！／牠，往昔何其優美，而今滑稽難看！／一位水手用短管煙斗逗弄牠的尖喙，／另一位瘸腿般模仿這位飛翔的殘廢者！」
本書不打算以接下來的篇章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書頁只是思考靈光片段的留影。於是，我選擇了「宣言」當作副標題，看來也許誇大又狂傲，卻符合長久以來讓我的工作保持活力的戰鬥精神。我想做的，只是以一個足夠開放的架構，將長年教學研究所得的想法和引文加以集結。我毫無顧忌的放手去做，同時也很清楚，我只是以速寫畫了一幅殘缺不全的草圖。誠如詩選和文集裡常見的，受忽略的東西可能比選取的來得意義深遠。正因為意識到這些侷限，我的主文裡包含了三個部分：第一章處理的主題是文學所具有的「實用的無用性」；第二章是講求利益的邏輯，在教學、研究及一般文化活動帶來的災難性結果；在第三章，我重讀幾位經典作家，以他們當作我立論的絕佳例子，這些作家強而有力的證明了私有價值觀的虛幻，以及這種價值觀對人類尊嚴（dignitas hominis）、愛與真理帶來的毀滅效果。
在簡單勾勒我的思索之後，書末另外附上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的一篇精采論文。他在一九三七年著手寫作這篇文章，又在一九三九年增修，這也是這篇文章首次譯成法文，我認為再好不過。這位著名的美國科學家，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e Princeton）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者齊名，而這間研究院的創立，正是為了讓一切研究得以擺脫功利主義的壓力，只受愛因斯坦、歐本海默（Oppenheimer）等傑出成員的好奇心（curiositas）左右。
弗萊克斯納為我們講述的是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由幾個偉大的發明串連而成，呈現出早年科學研究因為缺乏實用意圖而被認為最無用的東西，最後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順理成章的應用於從遠距通訊到電力工程等領域，進而成為全人類共通的基礎。
弗萊克斯納的立場協助我徹底消除我的言論所引發的誤解：我完全無意在人文思想和科學知識之間製造對立──如同一九五○年代查爾斯．珀西．史諾（Charles Percy Snow）發表著名講稿後人們習以為常的──因為這麼做，等於讓討論陷入流沙般貧乏的論戰。況且，過去的論戰並未理解知識整合的絕對必要──伊利亞．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獲得諾貝爾獎時，在他具啟發性的講稿裡提到的「新連結」（nouvelle alliance）──而這種整合，如今更因知識分化和過度專業化而受到嚴重威脅。弗萊克斯納擲地有聲的向我們證明，科學教導我們無用之用的例子不勝枚舉，科學家向來也和人文學者在對抗利益獨大的戰場上並肩作戰。為了捍衛知識與研究的自由和自主，科學家過去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至今依然如此。
事實上，關於不涉及利益的純粹思辨式科學，與單純的應用科學之間的差別，古代作者知之甚詳。亞里斯多德的思索，以及歐幾里得或阿基米德等偉大思想家的一些傳聞，也說明了這個差異。
然而，眼前我們面對的問題千奇百怪，我們的前景茫然。不過，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必須強調讓某些價值得以存續的重要。這些價值無法藉由傳統的測量工具來加以衡量和估算，無法從質（qualitas）化約為量（quantitas）：我必須表明這些心力投注的基本特質是其回饋並不直接，更不能換算成金錢。
知識本身其實就足以阻擋功利主義和囤積財物成為超級強權的妄想。的確，幾乎一切都可以買賣，從國會到法庭，從權力到勝利，每樣東西都有價格。然而，學識是無價的，它要求支付的價格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開一張空白支票，也無法保證能夠獲得知識，只有個人的努力和不熄的熱情才能做到。如果屏除了強烈的內在動機，就算用金錢獲得頂尖名校的文憑，也無法帶來任何真正的知識，無法產生任何精神的質變。
不僅如此。知識也可從另一個角度挑戰市場法則。我不會因為和他人分享知識而變窮。我可以因為教某個學生相對論，或和他一起讀一頁蒙田而進入神奇的心智循環，在這過程中，施予者和接受者彼此都變得富有。
當然，在這個由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所統治的世界，要追究無用的實用性和實用的無用性並不容易。（有多少不必要的消費品，被哄抬成實用和不可或缺的東西？）看著人類任由精神世界的荒蕪擴大，卻只在意金錢和權力的累積，令人難以忍受。透過電視或其他媒體，看著企業家靠著偷拐搶騙建立帝國，看著逍遙法外的政客公然侮辱國會，讓為他量身訂作的條款得以強行通過，看著這些人居然成為成功的新形象，令人難以忍受。看著男男女女瘋狂湧向利益的應許之地，因而對周遭的一切──大自然、物件、其他人類──無感，令人難以忍受。他們的眼睛盯著渴望達成的目標，他們無暇享受日常生活的細膩互動，未能發現生命中稍縱即逝的美：夕陽、星空、溫柔的吻、綻放的花朵、蝴蝶的飛舞、孩子的微笑──在最不起眼的平凡當中，往往存在最偉大的事物。
如同尤涅斯科精闢的見解，「如果我們無法理解無用的實用性及實用的無用性，就無法理解藝術」。比他更早幾年，岡倉天心關於茶道的一番敘述，就已透過一個男人摘花獻給同伴的簡單舉止，捕捉了人類高於動物的決定性瞬間：「當他察覺無用的妙用，他便進入了藝術的王國。」因為只有遠離計算和追趕，才有琢磨詩句的可能：於是，根據里爾克的說法，「身為藝術家，意謂著不計較、不計算，像飽含汁液的樹木般茁壯，並在春天的暴風雨中昂然挺立，毫不擔心可否等到夏日來臨」。
事實上，我們需要無用，就像我們需要空氣。再次引用尤涅斯科的話：「詩、想像與創作的需求，是如呼吸一般的基本需求。」正是在這些被視為多餘的活動裡，在活動所產生的皺褶處，我們才能獲得力量，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思考，為一個烏托邦的計畫去耕耘、去緩解──甚至消除──像鉛塊一樣重壓著我們良知的許多不義，以及許多椎心的不公。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時刻，當功利主義宛如僅有的指南針，最可怖的利己主義彷彿是最後的指望，我們應當明白：如同精神分析學家米格．班薩雅戈（Miguel Benasayag）和傑哈．施密特（Gérard Schmit）所提醒的，「無用的實用性，就是生命、創造、愛和欲望的實用性」，因為「無用帶來對我們而言最有用的東西──那就是不抄捷徑、不趕時間的創造，讓我們越過社會所編造的幻影」。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二○一○年獲頒諾貝爾獎時也寫道：「沒有文學的世界，會是一個沒有欲望、沒有理想、毫不瀟灑的世界，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遭剝奪、無人的自動化世界。人本該具有跳脫自我、成為他人的能力，或是用我們的夢土為眾生賦予形象的能力」。此外，王爾德透過歐琳太太的台詞（「在現代生活裡，最重要的是要有餘裕」）所影射的，或許正是他「可有可無的」、無用的作家職業？
倘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那就很難理解真正的歷史弔詭：野蠻肆虐橫行的時刻，正是狂熱分子不只塗炭生靈，更毀壞了圖書館和藝術品、古蹟和經典名作的時刻。可以說，這種毀滅性的憤怒是衝著我們視為無用的東西而來的：排斥異己的主教德奧菲勒（Théophile）一聲令下，把異教徒的典籍丟進燃燒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大火裡；匈奴攻下洛陽後也把宮殿的藏書毀了；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放火燒掉了多少異端的書籍；納粹在柏林一手導演了多少場頹廢作品的火刑；阿富汗的塔利班將宏偉的巴米揚（Bâmiyân）大佛夷為平地；我們還可以加上飽受聖戰組織迫害的薩赫勒（Sahel）圖書館，以及廷巴克圖（Tombouctou）的阿法魯克（Alfarouk）塑像。這些傑作是如此無用、無害、無聲又無辜，但它們的存在卻被視為威脅。
當人類汲汲營營追求財富，崇高便消失了，他從此跌落谷底。隆紀納（Pseudo-Longin）的論著《論崇高》（Du sulime）是至今最重要的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之一，在書中最後幾頁他明確指出，羅馬的學術和雄辯之術走向衰落，在共和體制結束後不再足以孕育偉大作家的原因在於：「是的，對於財富的愛，令我們所有人像生病一樣得不到飽足感，對於享樂的愛令我們成為奴隸⋯⋯對於金錢的愛是一種令人無力的病。」自私自利的人受這些虛假的偶像操控，「不再往高處看」，任由「靈魂的高度」自行降格。道德衰敗至此，「我們每個人的一生最終被審判為墮落」，崇高早已失去它的地位，更別提隆紀納最後提醒我們的，崇高需要自由才得以存在：「自由提供食糧，讓偉大的精神長成思想，並且充滿希望。」
同樣的，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把知識和文明生活基本價值的毀滅歸咎於對金錢的愛。他在《論無限》（De immenso）裡寫道：「自從哲學各個學派開始為了獲利而提出觀點，智慧和正義便開始離棄人間⋯⋯根據這樣的預兆來看，一方面，宗教和哲學即將崩塌，另一方面，智者、君主和人民，將跟著城邦、王國和帝國一起化為塵土、廢墟，消失無形。」
不過，像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這樣「以精神生活優先」，為人文價值挺身而出的經典捍衛者，卻有如此恐怖的見證：「高雅的文化與光明的道德無法防範集體的野蠻」。的確，多少思想家和藝術家在恐怖的罪行之前冷漠以對，甚或在道德上成為獨裁者或體制犯罪的共謀！史坦納挑起的這個沉重的問題，令我想起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Les Villes invisibles）結尾的馬可波羅與忽必烈精采的對話。馬可波羅這位不知疲倦的旅人，察覺到大汗心裡的掛慮，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包圍著我們的地獄圖：
生靈的地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如果真有一個地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不再受苦痛折磨。對大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分，直到你再也看不到它。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在地獄裡頭，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
不過，究竟什麼能幫助我們理解那「在地獄裡頭」但又「不是地獄」的東西？卡爾維諾在他那本名為《為什麼讀經典》（Pourquoi lire les classiques）的文集裡，一方面認可「經典幫助我們瞭解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同時又要我們提防「經典之所以必讀，是因為經典有某種用處」的想法。不過這並不妨礙他主張「閱讀經典總比不讀得好」。
因此我認為，若是在對抗這一切的同時，能夠持續相信不會帶來任何利益的經典、知識，以及培育無用之物的藝術，無論如何都能幫助我們「抵抗」，能為我們保留一線希望，讓我們隱約看見一條有光的路，讓我們能有尊嚴的走在上面。那總是比較好。
因為在諸多的不確定中，至少有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們任由無用和無價之物消失殆盡，如果我們只聽得見唯利是圖的海妖之歌，我們只會造就一個失憶的群體，只會集體脫軌，最後集體失去生命的意義和自身的現實感。那時，就很難奢望無知的智人（homo sapiens）還能持續他理應扮演的角色：讓人類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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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冊子集結了一系列散落各處的思索，主要源自近幾年我發表的部分演講，特別是二○一二年四月，在阿列格雷港市（Porto Alegre）南大河州聯邦大學（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時的演說。
我想向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友人厄文．雷凡（Irving Lavin）致上謝意，是他讓我發現了弗萊克斯納的那篇論文。二○一一年六月，那不勒斯的義大利哲學研究中心（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Filosofici）舉行了一場圓桌論壇，我在會議中發表了「人文學科的無用之用」（L’utile inutilità delle discipline umanistiche），令雷凡大為吃驚。隨後，他把當時我還很陌生的這篇弗萊克斯納論文給了我。
如果說，弗萊克斯納印在封面上的名字顯得較小，這絲毫沒有貶抑他那篇出色論文之意，相反的，編輯選擇在封面上放上他的大名，正是為了對這位貴賓表示敬意──儘管他已無法表示同意與否，他仍然在身為主人的我的這本小書裡入住，並接受款待。我也要由衷感謝忠實且別具耐心的譯者路克．赫桑（Luc Hersant）。
最後，我想說的是，所有這一切的研究成果，都歸因於喬治．史坦納和阿蘭．茨岡（Alain Segonds）與我之間那些令人激動又難忘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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