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論：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為香港前途而戰。 

序

【自序】

在後政改時代，為我城思考新論述

方志恒（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革新論》終於出版了。在後政改時代，香港到底何去何從？這是當前所有心繋我城的朋友，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我編輯這一本書，就是希望拋磗引玉、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那些年的良好意願

本書的寫作背景，要從2010年說起。當年，我初出茅廬，首次參與政改，代表溫和泛民智庫「新力量網絡」，參與「終極普選聯盟」的工作，與一眾泛民學者共事——包括陳健民、馬嶽、葉健民、蔡子強等等。昔日我只能透過文章接觸這些明星學者，到有機會跟他們一起工作，教我這個小伙子興奮不已。過程之中，我跟在這些前輩後面，參與草擬及推動「超級區議員方案」。我不知道當時泛民議員的政治盤算是什麼，但我相信一班學術界前輩投身其中，只是本著讀書人「經世致用」的精神，所以不惜頂著四方八面的壓力，也希望為香港找一條出路。

我記得陳健民老師說過，我們頂著各方壓力促成政改，不是為了「超級區議員方案」的區區幾個民選議席，而是希望透過政改共識，開啟民主派與北京的「良性互動」，以突破香港民主化的僵局。但溫和派的「良好意願」，最終被證明是「一廂情願」：溫和派期望政改通過後，可以與北京建立恒常溝通機制，結果是人影都沒有；溫和派期望政改通過後，溫和路線可以站穩陣腳，結果是民主黨被狙擊，溫和路線愈走愈窄。

2012年，梁振英上台後，社會民情全面激化，北京亦加速收緊對港政策，各種干預鋪天蓋地而來，令香港自治空間日漸萎縮；同年底的立法會選舉，民主黨遭遇滑鐵廬，溫和派士氣大挫。香港政局急速惡化，令寄希望於民主派與北京「良性互動」的溫和路線，日漸顯得脱離政治現實。

十八學者方案的由來

2013年，新一輪政改的戰鼓響起，我看不到有何出路，遂接連在《明報》寫了幾篇文章，表達我對政改的悲觀看法。我當時跟呂大樂教授和葉健民教授說，這次政改我不會再參與了；後來鄭宇碩教授找我加入「真普選聯盟」的學者顧問團，我也婉拒了。

2014年初，第一輪政改諮詢正式展開，「公民提名」成為泛民主派的訴求，政改討論陷於膠著，社會上開始出現呼聲，認為泛民陣營應該有溫和方案。我跟一些溫和派朋友交流，大家都期望學者能夠帶頭搞方案。我本來無意參與其中，因為實在看不到溫和路線有成功機會，但最後我也草擬了一個方案——這就是「十八學者方案」。

打從第一天起，我就不認為「十八學者方案」會為北京所接受。我之所以改變原先不參與的想法、下決心推動這個方案，是要向我自己「曾經信奉」的溫和路線作一個交代——如果這個方案奇蹟地成功，我們也對得起香港人；如果這個方案失敗了，我們也可對溫和路線死心了。

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結果事情一如我所預料，北京寸步不讓——天朝宗主大抵從未想過要良性互動，只是要香港人無條件跪低投降。人大決定公布後，我寫了一篇短文《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把藏在心裡多時的想法寫下來：

人大決定，標誌著八十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已經正式壽終正寢。今後香港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是走上全面抗爭的道路，抑或是演變成本土意識運動，短時間內也許仍未有定案，但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我無悔推動『十八學者方案』，這是改革主義路線的最後努力，它的失敗加速了舊有政治秩序及論述的崩潰，刺激了新的政治秩序及論述的建立，對香港來說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之後我幫忙起草了《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的學者聲明後，我就關掉手提電話，謝絕各大媒體訪問、婉拒所有政界人士邀約。因為我認為，作為一個「前」溫和派，我在今次政改已經盡了我的責任，之後的舞台應該完全屬於年輕人；同時我更加堅持，我們是在爭取民主，不是盲目爭取共識，當人大決定將最溫和的政改方案都封殺了，繼續走溫和路線就只有不斷放棄底線，而這種一退再退的「所謂溫和路線」，實際上就是投降路線。

重新出發為香港而戰

暫別公眾舞台後，很多朋友以為我心灰意冷，其實我從未想過放棄參與政治，只是我需要靜下來思考香港前途，並嘗試整理一套新論述。過去一年，除了忙於應付院校的日常教學和研究工作，我跟二十多位來自學術界和政界的年輕朋友，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一起思考香港前途。我們從80年代匯點的「民主回歸論」讀起，再讀了一大堆民主運動、選舉專制主義、自治制度、國族主義、小國生存等文獻。這種一起讀書、分享文章、討論交流的過程，幫助我逐步整理好思緒，也重新燃點起我對香港前途的希望。今年初，我先將大家的思考成果寫成綱領，各人再分頭撰寫專題文章；之後我們反覆討論及修改文章內容，至五月底終於將書稿整理好。

《香港革新論》能夠順利出版，我首先要多謝讀書會全部二十多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除了各位文章作者外，也包括一直參與讀書會、但今次未有撰寫文章的李健勤、關志健和李肇祐。另外我要特別感謝王慧麟博士，從推動「十八學者方案」到組織讀書會，Max都是我最信賴的拍檔。我也非常感激漫遊者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在極為緊迫的時間下，妥善處理好各種後期製作工夫。最後我要感謝「新力量網絡」的一眾前輩，特別是張炳良教授、呂大樂教授和葉健民教授一直以來的教導、提攜和包容。

我們就在這裡重新出發，擔起我們這一代的時代責任，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