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的小故事與大觀念： 學會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讓你做出更好的選擇，過更好的生活

內容連載

第4章  人類生活水準提升的關鍵時刻—─工業革命和《國富論》

在人類的漫長歷史中，生活水準的提升是一個相對而言較新的現象。如前面所見，農業革命促進人口增長，但大部分人的物質環境並沒有什麼變化。在日本，西元一○○○年每個人一天的平均實質收入是二．八美元，在一七○○年則是二．九美元。這並不是什麼特例：在這個時代，子女的生活過得比他們父母更加富裕並不是尋常的事。事實上，有一位經濟史學家甚至更進一步主張，在十八世紀，世界上絕大部分人口的生活，並不比他們非洲大草原的老祖宗要好。他們身高沒有變高，平均餘命沒有增加，他們攝取的卡路里也沒有提高。在珍．奧斯汀（Jane Austen）小說裡悠哉喝茶的角色，在貧窮為常態的世界裡是絕少的特例。一般而言，經濟成長帶來的是更多的人口，但沒有帶來更好的生活水準。

這一切隨著工業革命而出現了變化。自此之後，平均餘命增加了一倍，實質收入增加了十四倍，平均身高也增加了約十公分。在現代經濟中，我們預期經濟成長會給每一代人帶來更高的生活水準。不過在工業革命前，經濟的成長零星而緩慢。

◎促成工業革命的要素

經濟學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主張，理解工業革命最好的方式是把它當成一系列環環相扣的革命。英國農業的生產力高，這要歸功選擇性的植物育種、土壤耕作的改善，以及輪作的制度。由於生產糧食所需的人力變少，英國經歷了「都市革命」，到了一七五○年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都市化轉而推動了「商業革命」：這是倫敦和其他英國城市密集的社群網絡帶來的結果。進出口快速成長，民間銀行興起推動了航運貿易。城市同時也促進了創新。正如經濟學家阿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稍後指出的，地理上的毗鄰而居創造了某種「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下，新的觀念被快速分享和改良。就如今天在矽谷的科技公司要比其他地方的公司更有生產力，實業家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城市裡也較有生產力。

在環環相扣的革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技術。在十八世紀期間，「一股工具的浪潮席捲了英國。」詹姆士．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紡紗機（spinning jenny）讓工人一次可以紡織多根紗線，最終讓生產棉線的效率在一代人之間就提升了一百倍。製鐵工業藉由以焦炭（coke）取代木炭（charcoal）、以普德林法（puddling process，或稱攪煉法）製造鐵塊，以及使用較大的冶煉爐而出現轉型。湯瑪斯．紐科門（Thomas Newcomen）在一七一二年發明了蒸汽機，之後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在一七六○年代和一七七○年代再予以改良。英國豐富的煤礦蘊藏對蒸汽技術的成功非常重要，並開始了大氣層碳含量的累積，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它是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

「通用技術」（generl-purpose technologies）是指可大力推動經濟發展，但往往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揮影響力的創新。以燃煤為動力的蒸汽機最終徹底改革了工廠、翻轉了航運、實現了火車旅行，然而製造業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充分運用煤的動力。當瓦特的專利權在一八○○年到期時，英國工廠使用的水力仍是燃煤動力的三倍。第一條重要的鐵路線—─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直到一八三○年才開通。要等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

的勞動生產力才有半數的成長是歸功於煤。工業革命持續這麼久的原因之一，是人們花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才充分運用了煤炭的潛力。

相同模式在其他通用技術也可以看到。電動馬達發明於一八八○年代，但是它生產力的增長，要到一九二○年代生產線重新配置，予以有效運用之後才顯現。類似的情況是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在一九八○年代購買了個人電腦，但是這個新裝備生產力的增長，卻要等到一九九○年代晚期，辦公室的作業為電腦做了重新配置之後。以煤動力、電動馬達和電腦而論，通用技術短期內毫不顯眼，但長期看來成果炫目耀眼。

制度對工業革命至關重要。資本市場讓投資人可籌募資金，保險市場讓他們得以避險。在英國，貨幣相對穩定，法院也相對獨立。英國君主的權力有所節制，國會議員普遍對工業和創業家態度友善。這為冒險進取和長期投資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

現代經濟學和工業革命系出同門。一七七六年三月八日，瓦特第一部盈利的雙缸蒸汽機進入了市場。隔天，另一位蘇格蘭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國富論》是具驚人原創性的思想產物。斯密在十四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十七歲時開始在牛津大學貝里歐學院（BalliolCollege）攻讀研究生課程。他勇於挑戰傳統的精神或許源於他的牛津經驗。正如一位傳記作家所述，他所讀的學院是「屬於詹姆士黨／雅各賓派、托利黨、派系分明、奢侈揮霍，而且厭惡蘇格蘭人；而斯密本人則是長老教派、輝格黨、與人為善、一文不名的蘇格蘭人。」斯密是個充滿熱情但有點古怪的人。據說他曾經穿著睡衣走出家門，腦子裡想著經濟學，一直走到十九公里外的鄰鎮之後才發現自己的錯誤。還有一次，他似乎是在熱切討論自由貿易時跌進了鞣製皮革的池子裡。

《國富論》從描述一間別針工廠開始。斯密認為，一個工人獨自工作，一天下來能做出一支別針已屬幸運。但是一個十人的團隊，各自負責製作別針的不同部分，則每人每天可生產四千八百支別針。他同時也說明人們的自利心態，如何在市場制度下為社會帶來整體的好處，他說：「我們期待的晚餐，並非出自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善心，而是出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心。」市場扮演了強有力的協調角色。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裡，比在資本主義經濟裡更容易見到肉類、啤酒和麵包出現短缺。

斯密並不認為市場是完美的。不同於之後追隨他的一些經濟學家的看法，他擔心市場的壟斷、商業對政界的過度影響，以及企業之間的勾結。他寫道：「同行的人很少會聚在一起，一旦碰面，他們最後談的不外是對公眾的陰謀，或抬高價格的手段。」在當時，幾乎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企業勾結危害公眾利益，或阻止他們運用市場力量哄抬商品價格，以及攏絡政府通過法律，阻撓新的競爭對手進場。

在工業革命開始的同時，政治的革命也在大西洋兩岸出現。美國獨立宣言（一七七六年）和法國大革命（開始於一七八九年）都是源於個人自由的原則。正如市場匯聚個體的偏好而形成價格和數量，民主的選舉也匯聚了個體的偏好來選擇政府。經過兩百多年後，情況已經很明顯：市場經濟國家的生活水準，要比控管經濟的國家更高。同樣地，民主體制往往比較富裕，對醫療和教育的支出更多。在歷史上，也從未有兩個完全民主的國家發生戰爭。

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不一定相輔相成，但是它們之間存在某種協同作用。封建制度的崩潰讓人們了解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當他們獲得更多經濟上的獨立，自然而然也希望在選擇自己的政府時有權發聲。

◎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這個時期的經濟思維有其哲學的根源。哲學家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在一七七六年寫道：「衡量對和錯的標準，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邊沁一般被視為是現代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創始者，這個觀念認為，如果我們有選擇的話，應該選擇為最大多數人創造最大的善的結果。

功利主義有時似乎顯而易見。假如有艘船要沉了，而你可以安全地讓兩倍的人搭上救生艇，其結果自然是兩倍的善。不過功利主義也可能推導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結論。當一列火車朝著五個人駛來，你是否會按下開關，讓它轉向會撞死一個人的軌道？或者，假如你在一個醫療中心，有五個人各需要一個重要器官才能活命，你是否該從下一個進門的健康的人身上，摘下這五個必要的器官？

儘管偶爾出現令人不安的推論，功利主義仍是當今經濟學家主要使用的思維框架。在邊沁的研究基礎上，英國經濟學家威廉．史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引入了更偏向數學的方法，解釋邊際效應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概念。任何一個在大熱天喝第一杯水比第二杯水更愉快的人，都能體會邊際效應遞減。這個簡單的原則有著令人驚訝的廣泛指涉意涵。它解釋了為何多數人喜好多樣的飲食，樂於到不同的地方旅行。不論對各類的人，邊際效應遞減都可用來為漸進稅率和社會福利的主張辯護。如果一美元帶給苦苦掙扎的人比帶給億萬富翁更多的快樂，那麼財富的重新分配確實可提升整體的效用。苦苦掙扎的人或許會拿這筆錢去看牙醫，而億萬富翁可能會選擇幫自己的私人飛機換一點更好的裝潢。

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打造了「經濟人」的概念，把人們塑造成尋求最大福祉的人。彌爾也協助引入了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你所放棄的其他最佳事物的價值—的概念。舉例來說，夜班的工作比白天班的工作有較高的機會成本。上夜班代表你犧牲了正常的夜間睡眠以及與朋友和家人社交的時間。同樣地，請假去攻讀全日制的企業管理碩士，必須付出失去收入的機會成本。機會成本也是有助做出決定的好方法。舉例來說，如果你對一筆昂貴的消費猶豫不決，一個方便的經驗法則是拿它跟花費這筆金錢的其他最好方式做比較。或許購買那套時髦外衣的機會成本，是去參加你最喜愛樂團的演唱會。

◎新發明與技術變革改造了世界

時代的發明，塑造了時代的知識發展。一八三五年，德國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藉由在玻璃上鍍一層薄薄的銀，發明了現代的鏡子。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人們可以準確看到自己的樣貌。如歷史學家史蒂芬．強森（Steven Johnson）所說的：「在鏡子問世前，普通人從沒有看過自己真正準確呈現的容貌，只能從水池裡或是拋光的金屬上，看到零碎、扭曲的一瞥。」鏡子讓藝術家得以畫出自畫像。它們創造了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這有助於推動現代資本主義和市場體系。回過頭來，這也增加了鏡子的銷售量。

鐘錶也重新改造了社會。隨著鐘擺的發明，時鐘變得比日晷更加準確，家用的時鐘開始普及。隨著游絲（balance spring）的發明，錶的準確度大幅提升。計時裝置的改良促使發明家們為時鐘加上了分針（之前因為不夠準確而不需要）。這讓工廠得以排定輪班班次，並合理預期工人們會準時出現。仰賴行車時刻表的火車旅行變得更便利。準確的計時是海上旅行的福音，因為航海天文鐘（ocean chronometer）讓船隻得以判定它所在的經度。高品質的鐘錶加速了從家庭生產到大規模生產、從家庭教育到公立學校教育，以及由前工業時代的不規律生活節奏，過渡到工業時代的紀律化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