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錄
1 財政之眼：如何從另一個視角考察中華帝國歷史？
法國藝術家羅丹有一句名言很多人都熟悉，那就是「生活中不是沒有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在藝術上要擁有發現美的眼睛，需要訓練；從財政角度看一遍中華史，要能因此對歷史現象知其所以然，就需要一些概念與理論。在這一章，我將交付給你一對財政的眼睛，一些從財政視角理解中國歷史必不可少的概念術語與理論工具。
什麼是財政？
財政是一個常見詞，在前言中我說過，它跟財務相對。財務是對個人錢財的收支與管理，而財政則是對國家錢財的收支與管理。國家財政與私人財務在表面上都是對錢財的處理，可在性質上卻有很大的差別。為什麼這麼說呢？
先從兩個故事講起。
《隋唐演義》裡有一個「秦瓊賣馬」的故事，說的是忠義無雙的山東好漢秦瓊秦二哥，到潞州府出差，沒有錢住旅店，只好上街去賣自己的黃驃馬。真是「一文錢難倒英雄漢」。
在傳說中，錢的問題也同樣難倒過那個治水的大禹。有一個版本的傳說是這樣的，說大禹在治水過程中缺乏經費，沒有錢財支持導致無法繼續治水。不過，跟秦瓊不一樣，大禹不需要賣馬，他把天下劃分為九個財政區域，要求每個區域內的部落根據土地出產情況繳納貢物（稅收），甚至為他們規劃好上貢的路線。有一次，大禹在會稽山這個地方召集各部落首領開會，要求他們統一攜帶玉帛作為貢物上繳。有一位部落首領叫防風氏，沒有服從大禹的要求。有人說他開會遲到，也有人說他根本就沒到。總之，他後來被大禹抓住殺掉，以示懲戒。
故事和傳說本身未必是真的，但在缺錢時，平民百姓和君主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這肯定是真的。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秦瓊沒錢時只能依靠市場交換，而不能靠他的武藝或用手中的金鐧去搶，而大禹缺錢時卻可以依靠強制手段來徵收，甚至不惜殺人呢？答案一句話就能說清楚，大禹要錢是為了治水這個「公共」需要，而秦瓊不是。用財政的術語來說就是，滿足公共需要是財政可以運用強制手段的唯一合法理由。
此處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國家財政與私人財務的差別了，財政兼具公共性與強制性，而私人財務卻沒有這些性質。因此，我們可以把財政界定為：為了公共需要而運用強制力量獲得並運用錢財的活動。
財政的公共性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上面給財政下的定義，也許並不能立刻讓人信服，比如，有人會說，財政的強制性誰都能體會得到，不繳皇糧國稅要受罰甚至要掉腦袋，可怎麼能看出它的公共性呢？自古以來不就是一幫「人上人」為了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靠暴力向老百姓強制性地要錢要糧嗎？
如果這麼想的話，就把問題想簡單了。沒錯，依靠暴力可以獲得錢財，但暴力並不能使之合法。就像秦瓊如果靠金鐧去搶錢財，就會淪落為連他自己都不齒的強盜。唯一能讓強制成為合法的途徑，就是使被強制者自己也認同這種強制；而被強制者之所以認同，是因為強制力量的運用是為了公共的需要。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裝載強制力的國家機器有多種形態，掌握這種強制力的統治者也有不同的表現。在人類發展的初期，公共性可能非常不明顯，讓人只看到強制性；但是，歷史越是發展到現代，這樣的公共性就越發凸顯，強制性反而隱沒在背後。換言之，強制力應該受到公共性的約束，只有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後期，人們才會把這一點看得越來越清楚。具有公共性的強制力，我們稱之為「公共權力」。人類的歷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公共權力的實現史，或者說可以看作統治權不斷地走向公共化的過程，最終使人類實現自我的統治。因此，財政的公共性是逐漸成長起來的，它跟國家的發展階段有關。
國家發展的三個階段
以往我們考察中國的國家發展階段，總是按不同王朝劃分，再深入討論每一個朝代從初興到鼎盛再到衰亡的過程。這樣做簡單直觀，當然沒錯，但難免有缺失。缺的是什麼呢？缺的是一根金線，用它能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串聯起來，並能用它來探究國家從初興到成熟的內在邏輯，體悟公共權力在其中不斷成長的過程。
基於這個原因，我對中國國家發展階段的劃分，並不按王朝，而是按國家組成要素，將其分成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這三個階段也代表了國家的三種類型。
在我看來，中國國家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城邦。從國家這個形態剛剛出現直到春秋戰國之前，都屬於城邦時代。第二個階段是帝國，從戰國到清代，中國屬於帝國時代。第三個階段是現代國家，自一八四○年之後，中國逐漸走向的就是現代國家。
這樣的階段劃分，依據的是國家組成的必備要素以及支撐點的不同。國家組成的必備要素有人口、土地、公共權力三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三個要素的重要性不同，其中發揮最重要的支撐作用的要素可以稱為「支撐點」。依據支撐點的不同，我將國家分為城邦（以人口為支撐點）、帝國（以土地為支撐點）、現代國家（以公共權力為支撐點）這三個階段或三種類型。
先來看城邦。這是國家發展的早期階段，此時的國家基本上是一個個散落的人口聚居點。此時，土地有的是，相比之下人口就顯得特別稀缺。所以，城邦國家的支撐點就是人口。誰能籠絡住更多的人口，誰就掌握了最寶貴的資源，誰就能發展得更好。而所謂發展得更好，標誌就是人口能夠不斷地生存繁衍。城邦的領袖都是什麼人呢？是宗教領袖、家族長輩、軍事首領、特殊貢獻者或者具有特別管理才能的人，總之是一個人群中最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在行使公共權力。這樣的公共權力結合了統治權和個人魅力，我們一般把它稱為權威。那自然而然地，城邦時代的公共權力就具有高度的私人性。
再來看帝國。到了城邦後期，隨著人口繁衍，土地相對於人口來說開始變得稀缺，於是對外奪取更多的土地，對內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就成了國家發展的內在需要。這樣，就出現了以土地為支撐點的新國家階段，這就是帝國。這個時候，君主的統治權實際上來自對土地的所有權，中國古人的說法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即占有天下土地的人（家族）擁有統治天下的權力。此時統治權和統治者家族對土地的所有權結合在一起，公共權力已開始表現出一定的公共性。我把帝國時期結合了（土地）財產所有權與統治權的公共權力，稱為君權。
最後來看現代國家。到了帝國晚期，事情又開始起變化了。經過長年累月爭奪土地的戰爭，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領土邊界逐漸確立，土地上附著的人也相對固定了下來。此時帝國很難再依靠向外擴張來獲取土地，於是就用制度來更有效地配置人口與資源，從內部尋求國家的發展成了應有之義。工商業經濟就是以此為背景開始大發展的，這讓整個共同體慢慢超越了農耕經濟的層次。工商業經濟活動高度依賴於個人的努力，這就需要國家用公共權力來確立並保護私人產權關係和自願交易行為，而由君主來行使公共權力的帝國制度顯然無法承擔這樣的使命。於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就要求，成立一個經過公眾同意後形成的組織（代議制機構），來行使公共權力。這樣，公共權力就逐漸脫離了統治者個人（家族），轉而由一個經民眾選舉確認的組織來承載，現代國家就出現了。這種結合了代議制組織的公共權力，我把它叫作主權。
以上就是我對國家發展（以及國家類型）的三個階段的劃分，從這三個階段你能看出統治權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向公共化的；從結合個人魅力、家族財產權最終發展到結合代議制組織，從權威、君權發展到主權。統治權的公共化，體現在財政中，就是我前面說的財政權強制性背後的公共性的不斷成長。
從世界範圍看，帝國這一國家類型在中國這個地理空間中構建得極為成功、發展得最為成熟，在中國歷史中，帝國階段延續的時間也因此非常長。在這本書中，我要為你展示，財政各個要素（收入、支出、管理）在中華史中的帝國期間的變化過程，以及財政權在這個階段如何一步步凸顯出公共性，以至於到最後推動國家從帝國走向現代國家。
稅柄的三種形式
前面說了這麼多財政、財政權的事情，貌似有點高深。接下來我換一個更簡單、一般人更熟悉的詞彙，那就是「稅收」。稅收似乎無人不知，就像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說的，稅收和死亡是人世間無可避免的兩件大事。
在財政學中，一般認為稅收是一個現代事物，它的首要特徵是納稅人的同意。納稅人為什麼會同意繳稅呢？這是因為在現代國家中，稅收具有公共性，徵稅權是公共權力，表現如下：在徵收前，會向納稅人說明錢款用在公共事業上，並請求納稅人代表的批准；在徵收和使用過程中，會受到納稅人代表的嚴格監督；在事後，會有審計和問責機制追究稅款的使用。不過這樣的現代稅收，顯然是從古代的雛形成長起來的，所以在研究古代財政時，我按照財政史的習慣把所有的財政收入都稱為「稅收」，把所有的財政徵收行為都稱為「徵稅」。
國家要徵稅，就需要有一個「把手」。靠門把手我們可以打開沉重的大門，徵稅依靠的把手，我稱它為「稅柄」。依靠稅柄，國家才能方便地徵稅。在徵稅過程中能夠運用的「把手」大致有三個，即人口、土地、工商業活動。用這三種稅柄獲取財政收入的活動，我分別稱之為稅人、稅地、稅商。稅人以人口為稅柄，表現為讓人親身服役，或者按人頭徵稅；稅地以土地為稅柄，表現為按土地的面積和等級來徵收糧食或貨幣；稅商以工商業活動為稅柄，表現為針對商品交易額、商人財產、商業活動收益徵稅（徵稅制），或者政府參與商業活動謀取利潤（官營制），或者政府藉由設置許可來向尋求許可的人索取特許費（許可制）。
在中國歷史中，以上三種稅柄實際上都在使用。不過，在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有各自側重的主體方式。
拿城邦時代來說，國家以人口為支撐點，運用稅柄的方式主要是稅人。西周時期的周天子，主要的財政收入就來自千里王畿內民眾的親身服役。這種親身服役有很多種形式，在財政史上通常統稱為徭役。比如，民眾自備武器為周天子打仗，就是服軍役；民眾為周天子耕種公田，是服勞役；民眾為周天子建造公共工程，就是服力役等。當然，周天子還會向諸侯國或臣服部落集體性地收取貢物，這實際上也是稅人的一種方式。
到了帝國時代，稅柄的主要運用方式就是以土地為支撐點來稅地，比如依照土地面積，在區分土地等級的基礎上，以實物或貨幣形式徵收田畝稅。中華帝國時期的稅地，將是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到了現代國家，稅柄運用的主要方式顯然是以公共權力為支撐點來稅商，尤其是實行其中的徵稅制。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在財政上就是確立以工商稅收為主體收入形式的過程。
不過我要提醒的一點是，以上說的國家發展階段與稅柄運用形式只是大致對應，不是唯一的。在接下來的章節會說到，中華帝國以稅地為主要的收入形式，但有時也會嚴重地依賴稅人或者稅商，或者採用某種混合的形式。只不過，稅地在理念上，始終是中華帝國的正統財政收入形式。
小結
本章的內容是為你安裝一雙財政之眼，用來考察中華帝國的興衰史。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運用這些概念和理論，幫你從財政視角再看一遍中華國家史上的帝國階段。你會看到，稅人、稅地、稅商在歷史上是怎麼變遷的，以及其中財政權的公共性如何表現。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各路歷史人物都在不斷地尋找合適的財政形式，他們的行為脫不開財政奠定的基本格局，由此也註定了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各種輝煌與晦暗時刻。
本章有以下內容值得重點關注：
一、公共性和強制性是國家財政區別於私人財務的兩個性質。滿足公共需要是財政可以運用強制手段的唯一合法理由。
二、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公共權力的實現史，統治權不斷地走向公共化就是人類最終實現自我統治的歷史。運行在財政領域的公共權力就是財政權，統治權的公共化表現在財政上就是財政權的公共化。
三、國家由三個必備要素（人口、土地、公共權力）組成，在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這三個要素的重要性不同。按起最重要支撐作用的要素（支撐點）的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可分為城邦（支撐點為人口）、帝國（支撐點為土地）、現代國家（支撐點為公共權力）。
四、按稅柄來劃分，國家財政獲取收入的方式有稅人、稅地、稅商三種，分別形成城邦、帝國、現代國家的主體收入形式。但在國家的某一個特定發展階段，可能會有多種形式的混用。比如在中華帝國時期，以稅地為主體且形成正統收入形式，但稅人、稅商也在運用，甚至有時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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