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世紀之書・自然經典系列】

導讀

【導讀序】野性蘊藏著世界的救贖

文╱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一九九八年左右，我進入了生命裡第一個生態團體─「生態關懷者協會」。這個協會與其它強調自然知識，或環境抗爭的團體不同，我加入它的第一個參與活動，就是《沙郡年紀》的讀書會。當時我並不知道李奧帕德在生態論述上的地位，但第一次翻閱此書的我，被李奧帕德冷調的描寫能力，出人意表的隱喻句，以及說理時像用圓規畫同心圓似的層層遞衍的論述手法深深吸引。
在我至今的寫作生涯裡，如果要毫不矯情地說最常回頭翻閱的書，那麼包藏了一個自足宇宙的《波赫士全集》與相較之下在「厚度」上不成比例的《沙郡年紀》，該是最多的兩部作品。當我陷入思考自然的兩難議題，以至於思緒停頓之時，往往幾行的閱讀就能讓我重拾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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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郡年紀》的成書過程十分漫長，一開始是一九四一年亞飛諾普（Alfred A. Knopf）出版社編輯哈洛德‧史特勞斯（Harold Strauss）的邀稿。在歷經數年的寫作調整後，數家出版社卻始終拒絕出版這本書，他們希望李奧帕德能修正被收羅到這本文集裡的作品和觀點（當時書名一度稱為《沼澤輓歌》Marshland Elegy—And Other Essays，以及《像山一樣思考及其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And Other Essays）。有的編輯建議觀點應予統一，有的建議應將偶爾出現的學者口吻或道德性教誨加以調整。李奧波數次調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前往搶救鄰居一場火災，而在途中心臟病猝逝前，他不斷嘗試將長久以來的觀察、疑惑與思考，用一種可親、乾淨，又具有想像力的語言表達出來。而就在死亡突然降臨的前幾天，他才剛得知《沙》終於被編輯接受，準備出版。
現在多數版本的《沙》，都和李奧帕德另一部作品《環河》（Round Rivers）併在一起，這便是編輯產生的化學效應。經過編輯以後的《沙》由自然觀察漸次進入科學闡述，最後提升到哲學層次，它不再只是一本談論「無法失去野地生活的人的愉悅與兩難困境的書」，也不只是「自然所教導的快樂與悲傷的片段」，它被喻為是「保育界的聖經」、「自然寫作的經典」、「世紀之書」，而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塔馬其（John Tallmadge）指該書，「以極優美的散文呈現，文字簡潔，含義卻極為深刻，就像所有最好的詩歌一樣，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又正如一件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在外表上卻看不到一點刻痕。」更是對此書在文學上的成就，下了恰如其分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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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奧帕德早年曾任職林務官，一九三三年他所寫的《可供狩獵的野生動物經營管理》（Game Management），在當時被視為從事野生動物經營管理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將自然生物（如狩獵與林業）與生態環境（如礦業）視為資源，到現在都還是自然資源保育論者的重要觀點，他們推動的保育價值奠基在自然是人類豐富的資源，應該「明智地」加以利用。這也是李李奧帕德早年秉持的看法。但隨著他在生態學的研究與野地觀察的經驗累積，李奧帕德提出了幾點革命性的看法。
其一是「社群」的概念（The Community Concept）。李奧帕德認為必須將人視為土地國的一份子，透過整全的研究，試著去「保存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才是人類與自然的相處之道。李奧帕德定義下的「土地」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動物，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流動性關係，直言之，就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這生態系每一種生物與生境都屬於社群關係，共同組成「土地金字塔」（The Land Pyramid）。
其次，李奧帕德指出完全以經濟目的作為自然資源保護的觀點，有一個基本弱點，那就是許多生物（比方說野花和燕雀群）在人類的眼光裡頭看起來並沒有經濟價值，如此一來，他們會被輕易地犧牲。李奧帕德認為，人類有責任讓土地適應文明所改變的新環境，必須思考如何以較和緩的手段來完成期望中的改變。這種態度，應該根源於生態良知（Ecological Conscience）與土地美學（Land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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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美學是李奧帕德論述裡另一個別具特色的觀點，它最大的特質即是在面對非「人工製品的美學」（Artifact Aesthetics）時，人類扮演的是感知者與鑑賞者的角色，人類的靈魂在這裡完整地成長。荒野（Wildness）的存在提供了我們到野地去創造感知的根源，換言之，保存荒野便是保存了「被感知對象」的存在。李奧帕德在書中描寫「狼眼中的綠火」，訴說「閃電打入懸崖」，「冒煙的石頭碎片呼嘯著掠過耳邊」，「閃電擊裂一棵松樹後……一片閃閃發光的白色木片，長度約有十五呎，它深深地戳入我腳旁的泥土裡，然後立在那兒哼叫著，就像一把音叉」，這類令人為之震懾的「野性之美」；也描寫了葶藶這般路旁植物的「微物之美」。野地的多樣性與人類感知的多樣性恰成正比，而且它與人工美學有極大的不同：自然界有時帶給人辛苦、痛苦與傷害（比方登山、溯溪，或被野獸及蚊蟲侵擾），卻也會構成獨特的個人與群體經驗。從這觀點來看，每一種生物與地景的消逝，都是美學上的損失。李奧帕德說接觸自然不是「按住板機向上帝索取肉」，也不是「在樺樹皮上寫下拙劣詩句」，更不是開著車「累積哩程數」。他認為，這種方式都是將休閒建立在「戰利品」的觀念上。而具有美學內涵的接觸，有賴於「感知能力」，因為人類置身於自己所欣賞的對象之中。感知能力的特徵是：不會消耗任何資源，也不會稀釋任何資源的價值，具有豐富感知經驗的人，相對較會去深沉思考人和自然的倫理關係。
因此，李奧帕德認為健康的生態系本身就具有美學價值，「自然美學的聲音就是保護政策或土地管理的重要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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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我協助「生態關懷者協會」的陳慈美老師接待研究李奧帕德的專家──北德州大學的柯倍德教授（J. Baird Callicott），他又為我理解的李奧帕德，帶進了更深一層的體悟。隨著時代的變遷，土地倫理已不再是「聖經」，它面對新的解構生態學（The New Deconstructive ecology）、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的挑戰，前者從更多的生物研究資料，提出一個無組織、多元而彼此不協調的組織典範（a plurality of mutually inconsistent organizing paradigm），來詮釋多變、難以預測的生態系。後者則以基因學、演化學的概念，質疑了以倫理為核心思維的李奧帕德式生態學。
更有一些學者，批判李奧帕德是「生態法西斯主義」（Ecofascism），比方說哲學家艾肯（William Aiken）和法萊（Frederick Fene）就曾經指出，如果從土地倫理的立場出發，作為人類文化的準則時，必把個人淹沒在集體、種族、部落或國家的榮耀之下。
李奧波的後繼者對這些批判與新挑戰，並未一味捍衛，柯倍德就認為他的觀念若要在今日仍具有生態學上的可信度，就必需被修正，或是強化。我想這是今日重讀《沙郡年紀》的深刻意義之一──一本書的內容與讀者，應該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成長，書中不夠清晰、過往熠熠生輝的概念得以被重新思考、反省，這樣的書才堪稱經典，這樣的讀者才是經典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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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重讀這本書，依然讓我著迷的仍在於李奧帕德當時如何建構超越時代的思維，更特別的是，這樣的思維是透過如斯的詩意語言表現出來。
當他提到每種生物都有內在價值或原生價值（intrinsic value or inherent value）時，他不用艱澀的哲學詞句，而是說「自從冰河時期起，每年春天，沼澤便在鶴的喧嚷聲中醒來。構成沼澤的泥炭層，位於一個古老湖泊的凹處；鶴群彷彿正站在屬於牠們自己的歷史中，那浸濕了的幾頁之上。」當他想說人類得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因為物物相關時，他會說：「我以為狼的減少意味著鹿會增多，因此狼的消失便意味著獵人的天堂，但是，在看了那綠色的火燄熄滅後，我明白狼和山都不會同意這個想法。」
而當他想講述生物身上具有不可取代的美學價值時，他會說：「物質的『魂魄』（Numenon），它和『現象』（Phenomenon）正好成一對比──後者是可計算、可預測的，即使那是最遠一顆星的搖動和轉動。北方森林的魂魄是松雞，山核桃樹叢的魂魄是冠藍鴉，沼澤地的魂魄是灰噪鴉，而長滿刺柏的山麓丘陵的魂魄則是藍頭松鴉。鳥類學書籍並沒有記錄這些事實。」
這也是我向所有讀者，而不只是對關心生態，對自然科學、環境倫理有興趣的讀者推薦這本書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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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提出白蟻群體是一個有機體的科學家馬萊（Eugène N. Marais）曾這樣描述大自然的「無道德性」──「自然界從來沒有流下憐憫的淚水，就算最美麗、最善良的生物受到傷害，自然界也不會出手保護。」但他也認為，身為靈長類的我們最特別的就是，擁有觀察事物因果關係後，產生新記憶與行為模式的能力，在所有的動物裡頭，人類在這點走得最遠。即使自然界並無道德性，但人類文化裡的倫理、美學思維，仍然在人類演化史上，重新界定了人類的魂魄。李奧帕德曾將梭羅的名句「野性蘊藏著世界的保存」（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更動了一個字，成為「野性蘊藏著世界的救贖」（In wildness is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或許，這是人類做為一種生物，又想超越生物本質的嚴苛考驗。
柯倍德曾在整理美國歷史上跟保育有關的決定後，發現許多案例「受到美的激勵多過責任上的期許。」(more…motivated by beauty than by duty)他當然認為光憑「美的激勵」也不夠，因為在李奧帕德的哲學裡，土地美學、倫理責任，以及科學研究，也是一種社群關係。
純粹以自然科學的角度來思考做為一種生物的人類，我們生活在馬萊所說的冷酷無情、從未流下憐憫淚水的自然界。但人類多麼想從這樣的自然界裡重新定義自我的形象(就像我們多麼看重自己在所愛的人眼中的形象)，這從來就是一種倫理上、美學上的救贖，不是嗎？